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里的一切描述，其终极指向，都是人。一部文学作品算不算成功，不仅要看它有没有把人写得立体，给人以深刻印象，还要看作家有没有一种生命意识，对每一个生命个体，有认识的自觉，能不能通过一系列生动形象的具象描写，最终抵达生命的本质。把人写得形象，是术的层面，对生命的揭示，才是文学的大道。
《乡愁扯不断》是陕西本土作家白来勤的一部散文著作，也是关中灞渭河流域一部活生生的生活画卷。作家用他娴熟的文字，记述了故乡的风俗，故乡的风物，故乡的人事。
中国的农耕文明，从西周时期开始奠基，周起源于陕西一带，灞渭三角洲又处关中盆地中部，具有浓郁鲜明的农耕文明风俗特征，是个源习俗，书中对此记述描摹很多，看似普通，其实背后都有着深刻的溯源。因为人是群居动物，没有人能真正孤独地活着。为了生活得更好，更合理，人既不能独立于世，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要勤劳，又要有张有弛；生活是苦难的，无趣的，为了给日子补充点色彩……以上种种理由，都会形成种种习俗。习俗产生的初衷也许是为了让某一片土地上的人类，日子过得更合理。这也是《乡愁扯不断》令人眼亮的缘由之一。
如果说习俗是一片色彩背景，那么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更是这片色彩背景的灵魂，需要工笔勾勒。在《乡愁扯不断》中，给人们呈现的所有的人物都是会呼吸的、活生生地存在，读者能真切感受到他们脉搏的跳动。他们的笑与泪，牵动着阅读者的心绪。
“我”刚满周岁，母亲去世，“我”所在的那个仁义的村庄，“悄悄涌起一股热流，公公婆婆催促儿媳少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吃一口奶，去，到北街你叔家里去，给那没妈的孩子吃一口；丈夫埋怨自己的妻子，你还磨蹭啥呢？叫你去就赶紧去，给咱叔家那小兄弟喂口奶……”但有个性的“我”，就是不吃别人的奶。无奈，村庄人们就把奶挤进碗里，端到“我”家，用奶和面、烙饼，村庄的奶不知不觉中滋养了我的身体。一个可怜的孩子，在村庄的关怀下长大了。这个故事给读者的冲击，是带着泪的微笑，是冬天里的春天。村庄已不是村庄，村庄瞬间有了人格，就像妈妈一样。
还有“大姐”，15岁因母亲去世退学，她担起家庭重担，晚上搂着“我”这个牙牙学语的弟弟睡，剪掉心爱的辫子，只为了换来“我”想要的玩具；织布请不来大妈小婶指导，她抹着眼泪自己摸索着织。这个少女，为了生活，除了挣工分，还偷偷去卖血，卖来的钱，变成“我”的书包、铅笔、新帽子、橘子、面包……“大姐”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并没有得到一点生命的眷顾，有一次卖了血，钱却被偷走了，乡党见她可怜，给她买了回家的车票和几个包子，她一口都舍不得吃，给“我”带回家，当“我”嚼着香喷喷的包子，大姐放声痛哭。
虽然生命充满了苦难，人却不能不爱她。我想作家写这些人物时，心里想的一定不只是这些人物，苦难是某一个人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如果对人生、对世界只有微观视角，上升不到宏观上，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正视苦难、把希望寄托给未来、寄托给亲人，战胜苦难的信息也就会更大，受苦受累的付出和牺牲也就会从内心感到值得和自豪，这也正是我们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根源所在。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作家不光应该记录时代的“明媚鲜艳”，还应用自己的责任心和勇气表述真情实感，不为时代留白。
作家迟子建说过，一个作家能否走到底，拼的不是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占有什么样的素材，而是精神世界的韧性、广度和深度。白来勤先生笔下的物事，是他在一定高度上对生命的把握，当他写苦难时，他已超越的苦难。他不过是拿着画笔，在风俗浓墨重彩的晕染中，细心刻画出一个个人物，他画这些人物时，也让自己具有了菩萨一样的清醒和悲悯。
梁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