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张兴赢接受采访时表示，“2023年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一年，显著的温升造成了去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气候灾害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856年，美国科学家富特首次描述了温室效应，并通过实验予以验证。40年后，瑞典人阿列纽斯证实了富特的预测，并量化了温室气体与气温之间的关系。《愤怒的天气》第一作者弗丽德里克·奥托曾任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主任，被《自然》杂志评为2021年度十大人物，被《时代》周刊评为2021年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业内称之为“天气侦探”。本书借助归因科学，从当前的温室气候变化，通过大量观测研究结论，回溯导致天气事件的具体原因，并试图将温室效应与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找到一条遏制气候变暖的路径。
“根据经验法则：如果地球气温上升1℃，降雨量会平均增加7%”。虽然一些地方遭受越来越多的强降雨，但也有一些地方陷入了另一个极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蒸发量随之增加，这意味着更多的水分会被蒸发。于是出现这样具有强烈反差的一幕：当一些地方频频遭遇强降雨灾害天气时，另一些地方却遭遇史无前例的干旱，如东非的干旱愈演愈烈，2015年埃塞俄比亚就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
不难看出，碳排放大户往往对应的是经济大国和跨国大企业，从道义上讲，他们理当在碳减排方面承担更多责任。2015年，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 2℃以内，并继续努力、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定在1.5℃之内，以大幅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协议同时明确，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目标，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2020年，中国作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
一些传统能源跨国大企业也好不到哪里，他们深谙“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应用价值。2017年，哈佛大学两名研究人员筛选出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87份文件，着重研究了该公司在1977-2014年有关气候问题的公共传播逻辑。两位作者发现，“埃克森美孚在广告中（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态度是怀疑。”他们的策略是：如果这种观点被重复的时间足够长，它们最终就会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为避免“惹火烧身”，该公司没有笨到站出来大谈反对减排观点，而是略施小惠，选择性邀请那些所谓的“专家”站台、发声。
美孚公司在这方面并不孤独。本书指出，在英国，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也跟气候怀疑论者穿同一条裤子，帮助他们摇旗呐喊。还有德国，种种迹象表明，“媒体也不能免于被气候怀疑论者渗透”。碳排放大户率先撂挑子，甚至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使绊子，唱反调，很难说不会令全球减排努力功亏一篑。
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着力构建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人类首次将碳排放提上缔约国议事日程。遏制碳排放冲动，本书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思路，除了构建碳排放市场，再就是推进气候保险，培育气候补偿机制，即“当遭遇干旱、飓风或暴雨袭击时，投保人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补偿。补偿的形式是农作物种子等实物”。本书第三条建议是，那些遭遇极端气候的社会个体可通过法律渠道向碳排放大户索赔，这方面国外虽有零星成功案例，但也仅仅处于探索阶段。
其实，除了国家和企业的减排责任，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温室效应的始作俑者呢？殊不知，我们每个人在减排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许多时候只是稍稍控制下自己的欲望，改变下自己的习惯。
作者：禾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