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拯救我的未来？这个神问，要是放在近千年前让大文豪苏东坡来回答，他肯定只用一个字：书。
没有书的世界和生活，天才如苏东坡，会认为是一片荒芜、苍白异常。
当晚年流落在蛮荒之地海南岛西部一隅，将仅有的一两本书熟读数百遍后，和得到岛外朋友寄来的几首新诗作一样，苏东坡的感觉是重新活过来了，他把书籍当作了神医。
有谁会想到，苏东坡曾经跨海借书千卷，既排忧驱愁，又为研学著书。他的好学精神，他对书的痴迷，虽然历经历史云烟的浸染，仍是一帧帧鲜活风景，生动在世人面前。
苏东坡年过六旬被贬到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十去九不返”的海南岛，结果谪居三年多后又遇赦得以北返中原。在往返时，除了寄寓琼州郡城的开元寺，也借宿今海口五公祠内的浮粟泉畔。《舆地纪胜·琼州 ·风物上》载称“昔东坡寓东坡台与双泉”。
东坡台指开元寺门前的东坡台，双泉指宋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东坡由惠州贬往儋州在府城逗留期间，在今苏公祠内琼园“指凿”的洗心泉和浮粟泉。洗心泉这口古井在元末明初已湮没，浮粟泉成为“海南第一泉”，是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神泉”。
就像开心诗意藏心，东坡喜欢书不离手。走到哪里，他都尽量找书捧读。
他在浮粟泉畔留下的“读书处”，早在北宋末年就被琼人开设东坡书院。历经几次更名和搬迁，后又因五公祠兴建，留存设施被毁殆尽，这个海南最早的东坡书院已鲜为人知。
如今，为岛内外人们所熟知的是位于儋州中和镇的“天南名胜”东坡书院。据《儋县志》载，该院并不是东坡到儋第二年（1098年）所建，而是载酒堂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重建时，将城西桄榔庵旧址的东坡像等物移入，改称东坡祠，又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重修时，更名“东坡书院”。
东坡在琼三年，既没在有建置的海口东坡书院，也没在儋州东坡书院待过。他初到儋州先居伦江驿旧官屋，后被逐出便一直居住他买地由乡人帮助建成的桄榔庵。
而在黎子云兄弟旧宅所建作为儋州学子“载酒问字”的载酒堂，只是苏公私人讲学之地，东坡读书和著书都在其居住处。
那时的海南，蛮荒孤立，不仅土地未曾开垦，物质生活匮乏，而且文化落后，精神食粮也奇缺。东坡刚在儋州安顿下来，没有肉吃，又因病痔忌腥怕咸，不想买海鱼。所以不食鱼也吃不到肉的日子，使他的腹空，心也感到虚空。
本是以抱死之心赴琼，又是仓皇渡海，没有携带书籍，故也无书可读。适逢在琼州海峡北岸海康的弟弟苏辙又来信，劝他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节省精神不要读书，就只能终日清坐。这种窘况，东坡以《客俎经旬无肉，又子由劝不读书，萧然清坐，乃无一事》为题详写诗中：
病怯腥咸不买鱼，尔来心腹一时虚。使君不复怜乌攫，属国方将掘鼠馀。
老去独收人所弃，游哉时到物之初。 从今免被孙郎笑，绛帕蒙头读道书。
这诗里用了三个典故：汉朝颍州太守黄霸知悉其出衙工作的官员，在路边吃饭时被飞来的乌鸦叼走菜中的肉，便慰劳说对方辛苦了；汉朝出使匈奴的苏武，在被扣逐去草原牧羊，于冰天雪地挖老鼠洞才找到一些鼠食剩物充饥；汉末吴主孙策笑谈张津，在交州作刺史时竟舍弃前圣经典和汉家法律，头戴土人红色的头帕读邪俗道书，还说有助于教化，终究被南夷所杀。
东坡借这些典故表达意思说，来儋州后根本见不到肉沫星儿，也省得黄太守生怜悯之心了；现在的他差不多要效法当年苏武寻肉食了；他也身在南夷，却连道书也不读，免得被孙郎所嘲笑。至于说“老去独收人所弃”，日子像是回到生物的洪荒时期，则含义微妙。
他被朝廷所弃置荒野，但“人弃我取”独收人们所抛弃的自然真朴的原始生活，庆幸不自觉地就达到道家追求的最佳状态。整首诗里，有一丝悲哀、一些自嘲，又含着很多的无奈，可以想象东坡当时的可怜，却又差点被他老人家逗笑。
在“百物皆无”的环境中，对“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特别注重精神生活的东坡来说，无书可读，简直像失落灵魂般的痛苦。百般发愁，难以忍受之际，他与知军张中前往拜访秀才黎子云，见其家里有几册柳宗元集，立即借回终日诵读。后又向当地其他读书人寻书，甚至向来求学的学子们借书，并频频向岛外的朋友求助。
“……又惠近诗一轴，为赐尤重。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今又辱来贶，清深温丽，与陶、柳真为三友矣……。”
从这封《与程全父书》中，可知东坡生活的寂寞和对书籍的特别渴求。贬谪儋州，他感觉像是逃进深山峡谷之中，既无谈心的人，也没什么书籍，只有陶渊明一集和柳子厚诗文数册，放置身边当做两位“朋友”，又得到程全父寄赠而来、文字“清深温丽”的一册诗文，是贵重的赐予，便与陶、柳之书合称他的“三友”了。
许彦周说东坡观书“亦须著意研穷，方见用心处耶！”也许正是因为手头书籍有限，没有他书分散注意力，得以“日夕玩味”，与作者神会，始生欢喜。史家有论：唐代柳宗元的作品，在其去世后的几百年间一直不被文坛重视，直到碰到了苏东坡才被重新“发现”，幸入“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上占得了不朽的位置。而“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真正被文人们认可并推崇备至，同样始于苏东坡。
随着生活更加安定，时间也好像多得无法打发，东坡有意用著述来排遣忧患，渴求拥有更多书籍。当接到惠州服官的老朋友郑嘉会来信，说有书千余卷，将托舶装运到海南来借给他，东坡激动万分，当即按陶渊明一首诗的韵脚追和一首，以示诚谢：
得郑嘉会靖老书，欲于海舶载书千卷见借。因读渊明《赠羊长史》诗云：“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事，上赖古人书。”次其韵以谢郑君。
我非皇甫谧，门人如挚虞。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
欲令海外士，观经似鸿都。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喻。
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故知根尘在，未免病药俱。
念君千里足，历块犹踟蹰。好学真伯业，比肩可相如。
此书久已熟，救我今荒芜。顾惭桑榆迫，久厌诗书娱。
奏赋病未能，草玄老更疏。犹当距杨墨，稍欲惩荆舒。
在这首《和陶赠羊长史》并引一诗中，东坡用了一些典故，如晋代皇甫谧向武帝借到一车书、三国时期好学的袁遗为后世称赞。东坡还在结尾暗讽了他至老也不赞成对方变法主张的王安石，认为王接受舒国公、荆国公的封号无异于自我嘲弄。还表示不愿像《汉书》里的杨雄那样虚饰太平，作劝百讽一的文章，亦不愿搞脱离实际的高深学问。
东坡为不用出酒而得书、能温习读过的书和能读经典像在京城而高兴，当然他着重突出的，是比喻自己积习已成，至老也不愿放弃学习、放弃建功立业的机会，说自己还未能超脱，还有迷书的毛病，所以什么时候都需要书，犹如病与药总是在一起一样。这简直让人读出了“书痴”的味道！但是东坡别有深意。
郑嘉会借书，先后两次，都是托由广州道士何德顺经手船寄的，船本不多，书又笨重，所以寄运甚费时日，真是无可奈何之事。
等到元符二年（1099年）五月间，大量书籍已经运到，东坡和儿子苏过就忙着将书编排整齐，列诸座隅，他还特地向郑作书报谢说：“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诸满前，甚有与语者也。著书则未，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
有了必要的书籍，尤其是参考书，东坡就开始整理黄州所作《易传》的未完稿，又续撰《书传》和《论语说》。
这三书是东坡耗时费力的心血之作，他颇以此为许，并以为是他个人成就的巅峰之作，“觉此生不虚过”。原来广借书籍，除了满足精神需求，还为了完成传经之志，这也是东坡的用心所在。
东坡爱酒、爱诗、爱自然、爱生活，同时也是爱书和爱友人之人，他将心比心深知文人对书籍的珍爱。所以他在信中表示要还书，也是一定会还的。
元符三年正月哲宗驾崩，随后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这年六月，东坡在北返过海前，将向琼州学子姜唐佐借的《烟萝子》《吴志》《会要》等书，作书附还。
对于郑嘉会船运所借诸书，也要归还，但因不知其行踪，只好海运寄予大儿子苏迈，要他访查郑的下落，妥慎还书。途中从雷州太守张君俞口中始知，郑被中央派员刁难，已经罢官去了广西。
和接纳东坡居伦江驿官屋的张中被查办一样，郑嘉会也是因为东坡受累，是资助他书籍等物而被当朝的东坡政敌所贬，东坡为此唏嘘，感慨不已。
近千年过去，人们或许不能再真切地感受到东坡当年的种种忧虑与诸多遗憾，却仍能透过他留存于世的文字，仿佛看到他为书籍奔走忙碌、安于一星灯火之下静静阅读和激情挥毫的生动景象，不由得会在心中暗暗为他伸出大拇指点赞。
彭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