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桌面上摆着两本我新近出版的书，淡蓝色封面的《潮水集》（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3年11月）和黑色为主封面的《晚安》（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2月）。家里的床头上也摆了两本。有时会轻轻打开，翻一翻。按说，写作二十年，书也出了十多本的我，对发表、出版早已不再激动，但对于这两部作品，心中却仍有些波澜。因为这两本书，算是我过去十五年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的一个小结。
一、小说处女作的幸与不幸
扯远一点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写小说。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写过诗，1999年毕业后到了深圳，写了很多专栏，类似于乐评、影评一类的。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也从来没有写过故事。2000年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学兴起。2003年的某个夜里，浏览了当时最火的一批网络文学后，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决定自己也写一个。我心想：“不就是写自己毕业后在大城市的生活嘛 ！”那个时候的网络文学基本上都是写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在事业、爱情上遭遇的挫折与忧伤，一句话讲死了，那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休了二十天的年假，2003年7月，我完成了小说处女作——长篇小说《爱疼了》。这个小说写两个忘年交男人，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他们在灯红酒绿中的爱情遭遇以及对爱情的态度。小说写完后，我挂到了当时最火的网络论坛上，结果火了。很快，出版商和我签下出版合同。不久后，小说出版了。拿到样书的那天，是个下午。非常兴奋，但又不想大声宣告，把书贴在胸口，非常宝贝的样子。这个记忆十分深刻。
然而好景不长。处女作的出版并没有给生活带来任何变化，除了收获了不到两万元的首印版税。没有畅销、没有成为热点，如此平淡的遭遇，让我反思自己洋洋洒洒写下的十多万字。这才发现，这样的文字，其实距离小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心里不服，但又不得不服，于是开始学习。我找来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读，也读市面上一些比较畅销的作品。一边读，一边琢磨，到底什么是小说。就这样，我琢磨了四年，没有再写一个字。
二、《潮水集》里的故事水到渠成
2009年4月28日，神一样的日子降临。这天晚上，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小品大赛正在进行。有一个小品讲两夫妻卖杂货，突然发现收到一张百元假钞。他们一天都赚不到一百元。小品就讲两夫妻如何处理这张百元假钞。结局当然是主旋律似的感人。这个故事让我有点触动。我想按照小说的方式来处理它。小说的方式，就是要写出人心的复杂，它的结局自然不是按照感人的路线写。第二天一早，我写下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未来的包子铺》。我坐在电脑前写到天黑，7000字。写完后，人有一种虚脱的感觉。
《未来的包子铺》写完，我又陆续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包括《三舅的动物园》《向西去》等。我是70后。这一代人，从小受到的文学滋养来自书本、杂志，非常传统。发表，必须是黑纸白字才叫发表。放在网络，那哪叫发表？于是，写完这些短篇小说后，我开始向文学刊物投稿。短篇小说，属于纯文学的范畴。纯文学要在文学期刊发表是很难的。这个早有耳闻。看一些著名作家写的回忆录，他们都会谈到当文学青年被退稿时的痛苦。庆幸的是，我的短篇小说很快有了回音，很快可以发表。我没有经历太多退稿的不堪。
第一批中短篇小说，主人公都是城市里的农民工。写他们的卑微、无奈，也写他们的狡黠和智慧。写他们，水到渠成，理所当然。因为我自己就来自农村，不过是运气好了一点，有幸考上了大学，跳出了所谓的“农门”。我虽然坐在写字楼里，没有去过工地，也没在工棚里住过，但我自信能写好他们的生活和内心。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我知道虚构得一点也不假。我写过几句挺文艺的话：“大片大片的田野，会传给我信号。细长细长的河流，会告诉我秘密。我们的血管里跑着同样的风、雨和味道：泥土的味道。我和他们并无多大区别。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始终是。写他们，就是写我自己。”
我还把小说里的主人公写成来自同一个地方：月拢沙。他们从朦胧而有诗意的“月拢沙”出发，散落在大城市。他们背后站着的时代图景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民工潮。他们义无反顾，也别无选择，或卷起浪花，或悄无声息。我“记录”的是悄无声息，让一群注定被遗忘的人，留下他们的姓或名。这是我深藏胸中的写作野心，或者愿望。
这些故事、野心、愿望，都收录在《潮水集》里了。
三、《晚安》写都市人的焦虑与和解
2012年后，我开始关注定居在都市中的中产阶层。主人公的身份是公务员、公司高管、大学教授，等等。小说写这个群体的困境，或生存或精神，呈现的内容或家庭或个人。夫妻关系、父子关系、邻里关系都有涉及。这些关系有紧张，但更多的是和解。
这个系列，最想说的是与书名同名的短篇小说《晚安》。小说写一位癌症晚期的母亲，让当警察的儿子给自己实施安乐死；在这之前，这位知识分子母亲会给儿子讲七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每天一个。很多人问我，这篇小说有没有原型。不能说有原型，但我确实有类似体会。2014年，我的母亲查出食管癌，晚期。因为母亲有些岁数了，医生不建议动手术。一阵常规治疗（化疗、放疗）后，母亲被摧残得不成样子。我果断放弃了这个所谓“放之四海皆真理”的治疗方法。母亲回到家里，过了一段平静日子。但无法改变的是，这个病的最终结果一定是越来越大的肿瘤堵住食管，导致无法进食，甚至包括一滴水。我陪着母亲，每次会握着她的手腕。到最后，皮薄如纸，我握住的是一根细细的骨头。时间一点一点地走到终点，既平静又漫长，一如小说里重复写到的“我”在清晨时分烧开水，水烧开了，然后听水声咕噜咕噜地响。其实根本用不着那么多开水，不过是“我”想做点什么，打破那平静和漫长而已。初稿写完，一放数年。每年我都会拿出来通读一两遍，并做些修改。2021年，母亲去世五周年，我把稿件投给了《当代》杂志。小说最终发表在《当代》2022年第 2期，并迅速被各类选刊转载，登上第五届《青年文学》“城市文学”排行榜，获得第十一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等。
都市人都很焦虑，但到了晚上，总归会平静一点，因为会回到家里，因为夜会来临。家是都市人最后的归属，夜则是一天下来最温柔的犒赏。我们很多人会向孩子道晚安，甚至趁孩子熟睡后亲吻额头。做完这个动作，我们也在跟自己道晚安。“晚安”自然而然地成了书名。它是《晚安》这部书里某些精神内核的感性概括，也是我的祝福。祝福小说里的每个人物，祝福每个读者，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每当夜晚来临，内心安然、平静。
最后想说的是，无论是写农民工还是都市中产，甚至科幻，我都秉持一个观点：小说无论写什么题材、何种人群，归根结底还是要写出人和当下社会的关系，写出人在大时代中的真实感受、困境与选择；如此，读者走进作品、产生共鸣的可能性才大。
钟二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