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赠送《广西诗歌地理》一书，收录《给周敦颐》一诗。诗写得不错，从周敦颐父亲任职的桂岭起笔，借写莲来歌咏周子：“莲花的肤色，自有惊人的美艳/那绝不是风中摇曳的童话/但又有谁知道/其美艳的内心，就是/人民不断崇尚的谦卑与雅洁”。结尾升华主题：“我也想像你一样，先生一生爱莲，相看两不厌”。诗尾加注：“周敦颐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周辅成于大中祥符八年曾任贺州桂岭县（今广西贺县）知县，后为赠谏议大夫。北宋天禧元年，周敦颐出生在当时的桂岭县，青少年时期在桂岭读书求学，然后在桂岭循级应科举考试而直取进士”。殊不知，“应科举考试而直取进士”是想当然的败笔。无独有偶，周卓敏先生在出版《永州历代进士研究》一书时，编辑打来电话，询问为什么不写理学大师周敦颐？周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自然就不存在“进士”之说。
周敦颐父亲周辅成（967—1032），初为黄岗（今湖北黄岗市）县尉。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举进士后，升为桂岭县令。在桂岭任职一年多，便辞职归隐。周敦颐出生于天禧元年（1017），这时父母已回营道（道县）楼田村，他的少儿时期是在家乡度过的，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养。到十二三岁时，他已熟读“四书五经”，在家乡流传“命名五星堆”“月岩悟道”等传奇故事。谈及自己的志向，他对父亲说：长大后并不想做官，而是想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再吸收各家学说之精华，将儒家学说推进一步，以正人心，辟邪说。十五岁时因父亲去世便随母亲郑氏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投奔舅舅郑向。郑向，开封陈留人。进士出身，从大理评事起步，后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为北宋政坛显宦。舅舅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外甥，在学习上精心指导，在生活上细心照顾。周敦颐二十岁时，郑向为他举行了冠礼，还为他安排婚事，娶了职方郎中陆参之女为妻。《宋史·职官志》文臣荫补例：“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子，承奉郎；孙及期亲，承务郎；大功以下，登仕郎；异姓亲，将仕郎”。郑向因为有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加上在疏浚润州蒜山漕河及出使契丹等职事上有功，所以能够荫及异姓亲。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郑向得到一次按例封荫子侄的机会，于是将这次机会给了周敦颐。这次封荫，周得到的职位是试将作监主簿，亦即将作监的使用主簿，因母亲病逝，周敦颐守孝三年，仁宗康定元年（1040）才由吏部调任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主簿，正式进入官场。他一生在江西、湖南、广东等地任中小官吏，为官廉洁、办事公正，关心教育、进行讲学，深得民心。留下《太极图说》《通书》等著作，仅六千余字，但“言约道大，文质而义精”，故成为宋代理学鼻祖，湖湘文化奠基人。
同为宋代大理学家的张栻，也是未经过科举考试而步入仕途的。张栻父亲张浚，宋徽宗时进士，曾官至宰相。因力主抗金，受到秦桧排斥，多次遭贬，三次谪居永州，前后十七年。张栻六岁来永州随父生活，可以说是在永州成长成才的。隆兴元年（1163），三十岁的张栻“以荫补官，辟宣抚司督府收发室机宜文字，除直秘阁”。先后知严州（今属浙江）、袁州（今属江西）、静江（今属广西）、江陵（今属湖北）诸州府，在朝曾充侍讲，进直宝文阁，除秘阁修撰。张栻深受父亲思想的熏陶，学业的教诲，“自幼学，所教莫非仁义忠孝之实”。在永州时，他还到衡山随湖湘学派主要传人胡宏求学。胡宏称赞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
张栻钻研理学，弘扬理学。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浚寓居长沙。张栻筑书院于城南妙高峰下，张浚题名“城南书院”，开始收徒讲学。隆兴二年（1164），张浚逝世。张栻为父守丧。乾道元年（1165），张栻受聘岳麓书院主持教事。乾道三年，张栻邀请朱熹来长沙，开展了著名的“朱张会讲”，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张栻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从学者达数千人，使书院闻名遐迩。试问，历史上有哪几位进士能达到如此境界？朱熹称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并讲述他受其深刻影响说：“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即张栻）得衡山胡氏学，则往而从问焉。钦夫告予以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张栻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史称“东南三贤”，卒谥宣公。与周敦颐一样，“从祀孔庙”。还值得一提的是，张栻也跟父亲张浚一样，葬于宁乡，魂留湖湘大地。两人的墓葬已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知道，隋唐以后实行科举，是选官制度的重大改革。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员，打破了实行察举和推荐的选官办法，废除了门阀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为广大平民百姓子弟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这是历史的进步，影响极为深远。当然，科举从诞生到发展，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科举也并非十全十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曾参加过四次科举考试才进士及第，后又两次应吏部博学宏词科，才得高第，授集贤殿书院正字，负责校讎典籍，刊正文字，官职从九品上。他对科举考试的利弊有切身体会，在与落第学子的交流中，发表过一些真知灼见。贞元十三年（797），柳写了《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开头用具体数字和自己的经历，说明士子凭文章应试登第之难，有如“怀有美饵”用直钩钓鱼一样难有收获。接着说辛殆庶“专志于学”，文章写得生动而有文采，受到相国齐公和尚书侍郎的赏识和器重，无人可与争锋，然而三试都名落孙山，要不是受主考者压制，早就高中了。最后希望他得“仁人”之助，一刷下第之耻；嘱咐通过自我努力，以实现心中愿望。柳贬谪永州时，其大姐夫崔简的弟弟崔策，因“六选而不获”前来永州探访、从学。元和七年（812）柳写了《<送崔子符罢举诗>序》，就科举发表看法。针对有人指责进士科考试弊病，想要以“孝悌经术兵农”等科目来取代它，柳认为“以今世尚进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国之秀民举归之”。对通过科举这种形式来选拔人才给予充分肯定。问题不在科目本身，而在选人的原则。柳提出：研究他的文章，观察他的行为，考察他的智力，认为他能够教化人物的，就提升他。意思是通过科举考试加综合考察来决定是否任用。崔策学问文章、品行、性格均无可挑剔，而“六选不获”。柳希望朝廷设置有关部门，配置好的官员，来选拔崔策这样的人出仕。
对周敦颐、张栻的封荫补官，不妨看成是对科举制的一种补充，而实质上是古代封爵制的延续。古代封爵，从商周开始，一是对宗室的封爵，二是对功臣的封爵。郑向、张浚都属于高官、有功之臣，对他们的亲属封荫补官，就是对功臣的封爵。周敦颐、张栻的成长成才，主要依靠自己的刻苦学习，同时也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的学识水平不比进士差。同为因父在朝中任职而荫补将仕郎的刘克庄，因才华出众，宋理宗“赐其同进士出身”。景定二年（1261）正月，朝廷欲开科取士。皇上令时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的刘克庄起草诏书。刘以他不是科第出身请辞。皇上还准备让他担任主考官，但刘同样以其身份为由力辞。或许是出于对进士的敬畏，或许是心中留有的阴影，或许是别的原因。景定五年（1264），刘克庄以焕章阁学士之职致仕。八十三岁逝世，谥文定。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存诗四千五百首，是继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被誉为宋末文宗。他的成就令万千进士望尘莫及。刘的祖父、父亲皆进士出身，本人是没有进士身份而胜似进士的人才。“儿女相携看市优”，刘的后代是否参加科举考试，情况不太清楚。周敦颐的长子周寿，元丰五年（1082）登第，曾与黄庭坚为同僚，彼此友善。其次子周焘，元祐三年（1088）登第，在杭州时与苏轼同官，亲如兄弟。有研究者认为，周焘的后裔，有一支迁徙浙江，“成为周恩来、鲁迅（周树人）的远祖”（张泽槐《周敦颐探秘》）。
在本文结束时，我不由想起清代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英雄不问出身。我们应该努力做到：任人唯贤，知人善任。
吕国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