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喜欢写过往，尤其擅长从自我经历与生活背景中获得灵感来源。例如沈从文《湘行散记》中原始神秘的湘西边镇；萧红《呼兰河传》中寒冷荒凉的呼兰小城；陈忠实《白鹿原》中古老厚重的黄土高坡。显然，他们并不是具有预知的能力，知道能够通过书写自己的家乡获得认可与成功，而是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一种相似的吸引力，一种源自内心深处，与自我人格紧密相关的存在的召唤，在文学上我们习惯称之为精神原乡。
作者赖丽芳毫不掩饰故乡夹湖作为其“精神原乡”的重要意义。《夹湖谣》（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书中一节的题目即为《原乡》，文章虽是围绕姑妈背井离乡的经历展开，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故乡山村的依恋与赞美却分明饱含了作者个人的情怀。就如她笔下那只体态优美、喜在溪谷闲步的白鹇，它的原乡是那密林深处。而对于作者赖丽芳来说，她的原乡便是这山水环绕、人情温暖的夹湖。夹湖秀丽的自然风物与质朴的人际关系深深影响着她，润泽了她的内在性格，塑造了她审视世界的眼光。因此，在她的笔下，“下了果的板栗树，像生完孩子的女人”，展露出“新生的思绪”；村边的碾米坊是“住着流水的瓦屋”，成为“村民流淌在心底的往事”；伙伴们在枇杷林间玩耍时忘记的布衣，依然“还挂在树枝上听初夏的故事”……每一个生物皆有情，每一寸土地都有故事，夹湖用它的美好与纯真哺育了作者的细腻与温婉。
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生于斯、长于斯的熟悉与默契，作者赖丽芳也成为了最了解、最能道出夹湖的多重魅力的人。她所呈现的夹湖，覆盖着自然与人文的印记，交织着历史与现实的光影。我们既能看到昔日江面上的放排人是何等的豪迈勇猛，也能感受到如今水电站湖泊旁的钓鱼人是多么的悠闲自在。叶粄、油粿、野藤茶、油豆腐、篱薯粄、高粱粟等记忆中的小食构建起夹湖独特的味觉形象，土陶瓮、石城砚、山土纸、象形龙舞等彰显出夹湖灿烂的民俗风采。赖丽芳用她的生命体验，向我们阐述与展现了夹湖这片土地的真实样貌，也赋予了其在这个万物皆可复刻的时代独一无二的艺术“光晕”。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如此定义“光晕”这个概念，“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就如同夏日午后纵目远眺时所目睹的山峦或林间投下的树影。它意味着艺术品的原真性与独特性。赖丽芳对夹湖的描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便如一束光，给其投下了使其区别于其他任何地方的“光晕”。对于一名从未去过夹湖的读者来说，在阅读此书之前，她或许从未意识到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叫作夹湖。它的地理位置、风景物产、人情样貌于她而言皆是陌生的存在。但《夹湖谣》使之变得不同，她从此知道了在这个叫作夹湖的地方，生长着青青箬竹，流淌着潺潺溪流，有阡陌小巷、围屋土楼，有传统工艺、历史遗产。更重要的是，她从此知道这里生活着一群真挚淳朴的人，他们春天吃“春”，夏天泡杨梅，秋天捡板栗，冬天围炉；他们勤劳地耕耘土地，认真地经营生活，他们是谷斗叔、苗婆娭毑、阿花姐、阿德公……他们的喜怒哀乐、生存奋斗构成了夹湖的精神底色，也铸就了其与众不同的艺术“光晕”。
这种独一无二性既体现了艺术创作的美学价值，同时也展现了乡土书写的历史意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书写关联着社会变迁与民族发展，同时与个体成长与自我思考息息相关。乡土始终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原乡。在这个意义上，《夹湖谣》虽是以作者赖丽芳的个人视角为出发点的创作，其所呈现的广大乡村世界却是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共有的。因为她的书写，那些可能不被重视的工匠农人、为机械替代的作坊手艺、几近遗忘的山野趣事，重新回归读者的视野，或以另一种形式，成为人们珍藏的回忆。她在书写自己的故乡的同时，也共情了所有对乡土怀着温情、眷念的读者们。在她亲切动人的叙述中，大家共同回到了那个独属于自己的、不可复刻的精神原乡，回到了那片饱含幸福与欢乐的童年故地。
作者：倪晓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