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在古今中西的强烈冲击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中日甲午一战，“天朝大国”被“蕞尔小邦”打败而割地赔款，随后又是列强的入侵……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惨败，带来了空前的社会危机，国内的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思想界焕发出空前的活力，也孕育了一批文化巨人、思想大家，在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大转型中，他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危机与转机：清末民初的道德、政治与知识人》一书是青年学者段炼的新作，也是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力作。在这部书里，他探讨了晚清民初一批知识分子在危机中寻求转机的思想历程，从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人物身上，谈出了许多新的发现与独到的见解。
比如康有为的学术立场与政治态度。康有为被认为是保皇派，尤其晚年声名不佳，但他早年是很进步的。段炼认为，康有为从重视儒家的“礼教伦理”转变为改革政治制度的构想，并尝试在“君权独尊”的前提下，依托君主的力量进行变法。康氏的关注重心，“从具有超越价值的儒家德性伦理，逐渐转向更趋客观性与世俗化的人类理性与知识追求”，旨在通过形塑新的义理形态，化解当时儒家的认识论危机，以此论证国家制度变革的合法性。
严复的寻求“超越富强”之道。严复通过对西方学术经典的同步翻译，促成了天演论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传统“天理”世界观瓦解了，中国社会进入由“公理、公例、公法”所主导的全球竞争时代，并鼓吹通过自强保种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段炼认为，严复的思想探索，并非仅仅如史华兹教授认为的“寻求富强”，而且是有着对于“超越富强”的道的追寻。
杨度早期的世界观。杨度早年对于公理、强权、公法、文明、野蛮等政治议题，作了重新理解与认知。他以《万国公法》来审视晚清对内对外的新型政治关系；以文明与野蛮的新内涵对“金铁主义”作深度阐发；在儒家“天下一家”的秩序瓦解之后，以“公理”世界观作为支配世界和宇宙的普世法则。段炼认为，杨度主张的近代中国的转型之路，需裹挟到新的世界格局与外交关系当中。
本书中，段炼也探讨了晚清的道德危机与道德变革：从清末民初的道德焦虑，分析知识人的道德变革与应对之策以及思想分途；还探讨了近代知识分子在新旧之间的家国认同等问题，都令人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