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创作必然深受其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进而打上特定文化的烙印。永州被称为湖湘文化的起源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永州人，作家何田昌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身边源远流长又内蕴丰厚的永州文化的熏陶与浸染，无论是在创作观念上，还是在文化心理、责任使命上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他早先出版的散文集《潇水清清永水流》，到最新问世的《潇水流深》，莫不如此。
我与田昌君乃神交已久的微友。但捧读其散文集《潇水流深》，却如同面对面的聊天，听他娓娓道来，感觉他是一个深藏故土情怀、极具诗人气质的优雅绅士。田昌君善于离题，善于放开去，善于“王顾左右而言他”，把散文的联想性功能和“形散”的优势运用到极限。从他的文字中可看到思想之河泛起的光泽，听到隐入永水发出的才情之声，品味到一种陌生的、遥远的气息。作家史铁生曾说过：“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对于田昌君而言，大概道县故土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潇水也不仅仅是永州的母亲河……这一切，都在他的散文中获得了辽阔的世界性观照和深挚的文化关怀。
具体来说，在散文之“散”中，田昌君让时间迷路，却让读者找到了宏阔丰厚的审美空间。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里提出一个概念——异托邦，也翻译为“差异地点”，“这些差异地点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混合的、交汇的经验，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当我凝视镜中的我时，那瞬间，它使我所在之处成为绝对真实，并且和周遭所有空间相连。”田昌君把异托邦的概念运用到散文创作中，这种破除中心和线性叙述的网络化思维，释放了后现代美学最为核心的空间意识。简而言之，他的散文充分抓住了“散文贵散”的特点，联想广阔，想象活跃，洋洋数千言。比如：行走在连通潇水河码头的古巷，“我仿佛看到无数身着长衫的身影行在眼前”（《沙背甸里》）；他眼里毛泽东文学院里的鸟儿，“是有文艺范的那种，它们自然比别处的同类，活得更幸福几分。”（《毛院里的那些鸟儿》）；在湘南油菜花田受两个少年追逐小鸟拍照的触动，“我的脑海，瞬间有了另一幅画面——八百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一位诗人路经一个叫新市的地方……”继而想到刚过而立之年即被委任零陵县丞的杨万里，此时与同僚司法参军张仲良春游的情景。时空切换，自然而然。诸如此类，无不以现实为基，放飞想象。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田昌君这种写法着实很令你震撼，舒展、跳荡、发散、绵延，暗香浮动，旁逸斜出，散得自成单元，别出心裁，令人称叹。
优秀的散文首先是写给自己的，只有从容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才具有打动读者的力量。田昌君深得个中真味，他遵从的是我手写我心，我笔抒我意。请看，“明知所处非故乡，却愿意当成自己暌违的故乡”（《方圆井记》），“眼见金黄铺地，落红坠枝，我们何必频生失落和伤感？换个角度去看，‘花落不是悲秋曲，陈酿更自馥郁香’。”（《在茶人悦舍》）……读这些文字，我们总能感觉到作者完全沉浸在彼时彼地的氛围中，欣赏、赞美眼前风物，不做作、不伪饰，真情实意地书写着对脚下那方水土的纯真眷恋，往往由物及人，充满哲理思辨。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省”，作品才能“醒人”。田昌君这一书写特点，不仅体现在他对世间万物的“浅吟低唱”里、对彪炳史册的“倬尔身影”的追怀中，更彰显在他对文学文本的“抵近观照”上。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翻检田昌君著书，其中有不少篇什人文类散文，得见作者花了不少心力去探究那些与自己脚下那片土地关联的历史人物之履痕，在寻古勘史中，抽丝剥茧，定格他们某个时段或某种境遇下生活生存的模样，他们之荣耀、落寞甚至悲伤，给今天的人们留下怎样的启迪。尤其是唐宋以来，众多大伽先贤，或生于斯长于斯，或流寓来此，虽千百年过去，他们之身形仿佛仍在读者眼前鲜活晃悠。
有道是，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时下，若静心读田昌君文章，你犹可在文中窥见当下，甚至找到自己的影子。透过古人的经历，你或许发现，自己时下一些遭遇，貌似也并不那么太糟糕……
要言之，收入这部集子的散文随笔，清新朴素但又韵味悠长，熔叙事与抒情于一炉，开辟了独特的文化想象空间。当然，个别作品也还停留在一般的感慨追忆和寻古访幽上，书写的深度与独到见解则略嫌不足。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
潇水流深，不舍昼夜，承载起多少游离的乡思。田昌君在《待看生出故乡云》一文中这样评论何绍基写最后一次回故乡道州的记事诗《於桐轩大令以吾舟太轻命石工以修城石十二方压载皆采白浯溪者》，“如诗中所云，他将砚石上的花纹喻为故乡的云朵，思乡之情能说不深？如果能够直视他的内心，我们一定可以在他胸腔之中看见一条情涌的河流。”我想，当年这条“情涌的河流”在永州游子的胸腔奔腾，今天又何尝不在田昌君的血液里激荡呢？
马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