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奠基于夏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薛凤旋在其所著的《中国城市文明史》一书指出，夏代的具体情况，除了相关的考古发现，还有商代甲骨文、金文，以及周代留存至今的历史记录所证明。
夏代在龙山时期晚期的基础上创建了世袭的王朝、以青铜礼器体现的中央王权与分封诸侯的等级秩序、中央王权与诸侯的朝贡关系，以及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统治区域。现存古迹中对夏代事迹进行记录的，最早、最详细的是《竹书纪年》和《尚书》。尤其是《竹书纪年》，以天干地支记录了夏王室的主要事迹以及各王的在位年份，还有重大自然变化，包括天象、气候、地震等的记录，使得历史学家可以较为准确地重构夏代诸王世系，夏共传14代17王。
《中国城市文明史》一书中提到，夏代的遗存主要集中在夏晚期的国都斟鄩，也就是二里头遗址。但夏代并不等于二里头文化，还包括更早的遗存。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夏代早期的都城，也就是夏后氏最早的核心，是鲧和禹的都城阳城，其他还包括瓦店、新砦。这些夏代都城的遗址都发现了城墙，这也推翻了此前不少国内外学者有关夏代城市没有城墙、与龙山城市相同的论断。
相较于龙山时代，夏代社会有了新的发展。当时已经出现了打磨精细的石制农具，还普遍出现了挖掘工具；骨器和贝壳器物大量出现；农业收割用的石镰带有利刃；畜牧业包括猪牛羊的驯养，走向了规模化；渔业也有了大发展，体现在大量鱼骨、铜制鱼钩和陶鱼坠的出土；还有了日用品和装饰品用的玉器；缝针和纺轮的出土印证了当时已经出现了发达的纺织业。饮酒器如觚、爵等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发达农业基础上饮酒文化的出现。
《中国城市文明史》书中指出，夏代的冶炼技术进步明显，铜锡和铅锡合金的冶炼已经成熟，能够用不同的混合比例去适应不同器物的要求；还采用了多范分铸的冶炼技术；冶炼和铸造分离，显示出制铜业的地域分工——核心铸造作坊位于城市，而冶炼作坊则位于边缘地区的河流上游。
夏代君主通过铜礼器垄断了与天地、先代圣王和王室祖先沟通的特权，还通过控制对制铜原料的开采、冶铜、铸铜和对青铜器的使用，扩大了夏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书作者指出，这些青铜礼器成为了中华文明传统礼制的基础，体现了古代中国将宗法制度中的祖先崇拜和祭天祀地合二为一的文化传承。
《中国城市文明史》进一步通过考古发现，结合典籍记载梳理指出，夏文化体现为七个特点：第一，在空间上建立起具有四个规模层级的聚落体系；第二，国都对一个广大地区具有文化上的主导性，且能通过军事力量和副都及军事城镇的建立，控制更大的地区，实现了夏王室对中原地区以及周边地区重要资源及人民的控制；第三，都城成为超大型聚落，如二里头的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人口约为1.8万至3万；第四，在广大的国土空间里，通过对主要手工业的控制和批量生产，地区文化渐趋统一化和标准化；第五，青铜器成为身份象征及王室专利，建构起礼乐制；第六，长途贸易所延伸的区域甚至远达东南亚和印度；第七，核心区出现了高度集权且复杂的官僚机器，城市里还有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奴隶，构成了国都的空间结构，其中的核心宫殿宗庙区的主体建筑布局和南北向等设计成为后世国都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