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早期世界文明的原生型文化之一，也是得到了连贯继承发展的代表。稍早或同时期出现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文明已经被深深叠压在后起文明的底层，只能成为考古研究的对象。
为何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不断，生生不息？学界为此提供的解释是，中华文明处于一相对良好的广阔发展空间，但又与东亚以外的其他区域形成了明显的地理区隔，这使得中华文明具有多元发生、发展的丰富性，在可以保持与其他文明沟通来往的同时，不容易受到过于剧烈的外部冲击。
但这仅仅只是中华文明发源、形成体系的基础，更重要的因素则在于中华文明具有“文明传承的内在逻辑，具有保证文明传承的主观自觉意识，及相应的保证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运行机制。”历史文化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武斌在所著的《中华文明养成记》一书中谈到以下两个重要观点。
中华上古神话如何影响中华文化的发展？
中华文明历史传统、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内容就是中华上古神话。中华上古神话中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对于自然奥秘探索的浓厚兴趣，以及征服自然的顽强斗志。而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传说，也反映出中华文明发展早期不同时代的社会和生活情景。
中华上古神话具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就是沉重庄严的气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出中华原始初民的性格和气质。这与希腊文化展现出的无拘无束、享乐肆意的特征截然不同。中国的原始初民表现出积极应对各种艰难险阻时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神话中，盘古开天地花费了1.8万年，而其他文明中的造世神开天辟地则只需弹指一挥间。而神话中的盘古死后，身体各个部分还化为日月星辰、江河田土、花草树木，这展现出很明显的奉献精神。
其次，鲜明的伦理化倾向与“圣人感”。中国的诸神，无论是盘古、女娲、黄帝，还是尧舜禹，都被描绘为美德的化身，哪怕是与诸神对峙的敌手，包括蚩尤和共工，私生活上也没有什么瑕疵。这对于中华初民就形成一种道德上的感召。当然，元明两代涌现出的神话志怪小说，确实削弱了中国诸神的道德性。
第三，神话的历史化。书中解释，中华上古文化不仅是对产生于原始思维的神话作出智性的、历史化的解释，而且还将之化为历史，演化成人界故事。比如黄帝等人的生卒年代和在位时间表就被考证出来，形成了一种强而持久的历史意识，成为中国人祖先崇拜的来源。
中华文明的制度和观念基础是怎样的？
夏商周之前，中华文明已经进入或者说接近国家阶段。而夏商周三代，标志着中国从原始社会形态向文明社会形态迈进，开始形成中华文明的原生型文化。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宗教信仰、社会结构以及生活观念也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
到了周代，中华文明进入比较全面的文明创制时代。西周时期完备了各项社会制度建设（合称为“周礼”），这些也成为此后数千年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建设的基础和出发点。
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阶段，周礼在当时能够很好地稳定发展政治和社会秩序，确定社会等级、人际关系、伦理规范。周朝建立后，周公“制礼作乐”，确定了中华文明的道德主义传统和社会文化规范。
周公制礼也关注到下层庶民。有鉴于夏商亡国的教训，周公提出了“敬天保民”方针，对于民众主张“明德慎罚”，重民、教民、惠民。也就是说，周礼的核心其实是通过强化道德建设，让社会各个等级的人结成道德共同体，最终实现天下大治。这其中，周公明确提出的效法文王德行的具体要求，包括体验种庄稼的艰苦，惠民以使顽民同心同德，强调统治者不能过度贪图欢乐、安逸、游览，这些原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代仍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
周礼以及后来基于此发展出的儒学经世传统，在道德主义基础上，发展出强调学习、仁爱、品格修养、正直等伦理观念，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强调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人伦关系，以社会为本位、推崇社会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注重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谐的道德心态，以“成圣成贤”为道德理想或理想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