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被赞誉为中国“最美校园”，吸引了不少国人的目光。“最”否尚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美”则是名副其实、当仁不让。武大的湖山、草木、人文、风物……无一不美，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它壮丽华美的建筑。我与武大比邻而居十数年，每当徜徉在武大校园，在碧瓦灰墙下流连，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遐想：如果建筑开口能言，会讲出什么样的故事？
刘文祥的《珞珈筑记》全景式展现了武汉大学立项、选址、筹款、建设的全过程，实在是一部令建筑说话的“石头记”。作为武大毕业生，刘文祥固然在资料收集、实地考察方面有旁人无法企及的优势，但更为重要的是，十年的武大时光令他和武大建立起一种默契与共鸣，这使得他的武大建筑研究比旁人多了些融入，少了些隔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
鲜为人知的是，武汉大学立项之初原本定名为湖北大学，“在行政属性上也已出现了明显的省立化倾向”（刘文祥）。蔡元培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倾向，果断将大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并任命了筹备委员会人选。刘文祥认为，蔡元培对武汉大学国立性质纠偏和认定，正是“武汉大学最终得以克服重重困难，排除各种干扰，在七七事变前大体建成珞珈山新校舍的重要原因。”
位于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依山傍水，是一绝美所在。关于它的选址，如今到处流传着李四光包专机低空盘旋考察，最终选定珞珈山一带作新校址的文艺化描述。刘文祥爬梳故纸，理清头绪，为我们再现了李四光首提洪山、叶雅各建议珞珈山南东湖嘴到卓刀泉一带、武大总建筑师开尔斯确定珞珈山北以狮子山为中心的丘陵地带的曲折选址过程。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经闻一多先生妙手，将落驾山更名为珞珈山，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研究中，刘文祥还注意到国民政府发起的“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对武大建筑风格的影响，即建筑“大抵以中国式为主，而以外国式副之；中国式多用于外部，外国式多用于内部。”美国建筑师开尔斯忠实地贯彻了这一理念，他设计的武大建筑既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韵味，又杂糅了西式元素。尽管由于他对中国古典风格认识的肤浅，设计中也不乏不伦不类之处，又由于贯彻校方对建筑“充分求美术性表现”的要求，出现了外观与功能的矛盾，但谁也无法否认武大校园的中国风貌，无论谁来，一眼可知它是一座地道的中国大学。
当然，武大的建立绝不仅仅是建设了一座美丽校园那么简单。正如刘文祥所说：“当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近代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中面临何去何从的彷徨之时，大学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地和前沿思想文化的交汇之所，从一开始便有意或无意地承载了引导中华文明在近代转型之路上前行的历史重任。”
作者：金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