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集《左眼，右眼》（漓江出版社，2023年10月版）的序言部分，诗人陈大佐开宗明义地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念，并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如何走上诗坛，成为一名钟情于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诗人的心路历程。他特意强调了自己诗歌创作的两大特征：一是坚持用口语写诗，二是力求诗歌通俗易懂，即追求白居易所主张的“老妪能解”的艺术境界。在当今这个日益浮躁的诗坛，面对林林总总的诗歌乱象，乃至那些花哨、哗众取宠的诗歌，陈大佐坚守着自己的诗歌理念，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陈大佐为诗癫狂多年，他将自己的诗歌血脉追溯到了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以及白居易、元稹所倡导的伟大的诗歌传统。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高举诗歌创作的理论大旗，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就六经而言，《诗经》位居其首。为何？因为圣人能通过诗歌感化人心，从而使天下和平。而要感化人心，莫过于情感，莫过于语言，莫过于声音，莫过于意义。诗歌，是情感的根源，是语言的苗芽，是声音的花朵，是意义的果实。”白居易的这一诗歌创作主张，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浸淫在千年之后的诗人陈大佐的诗歌字里行间。陈大佐表示：“既然我写诗，我就要让我身边的人知道我在写什么，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想表达什么。因为我写诗是为了记录生活，表达我对日常生活中人或事的看法，以及我对人生的思考。”
诗集《左眼，右眼》共分为上部“为祖国照亮山河”和下部“生活素描”两大部分。从诗歌的题材和内容来看，上部专注于宏观的、宏大的诗歌书写，下部则更加注重细腻、具体而微的切身经历和人生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激荡和诗歌创作。这也是诗集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
在阅读过程中，我尤其为诗集中有关亲情和诗人与其亲人的生离死别的描写所感动。其中，描写诗人已故的外婆和父亲的诸多诗篇，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读之令人悄然动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种娓娓道来、徐徐展开的诗性叙述，看似在书写诗人的外婆、父亲等家中已经离别的亲人，以及身边的熟人和朋友，甚至远方的陌生人，但它唤起的却是我们整个人类共同拥有的亲情和生离死别之情，因此特别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而这样的主题和书写，古往今来都是诗人们永恒不断的沉痛主题。也正是因为有了诗人对于死亡的深层思考和痛彻的感悟，活着和人生才有不同的意义。那些已故的亲人，才从未离开过活着的人们。哲学家以形而上的思考和哲思，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死亡并非是生命的消失，而是另一种人生旅程的开始。而诗人则以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字记忆，让那些已故的人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里，长留在岁月的长河中。由此说明，诗歌的价值，并非仅仅是吟风弄月、对酒当歌，而是我们生活和生命必不可少的需要。它可以为我们抚慰生命之痛，打通生与死的无情阻隔，让那些已故的亲人们不再孤寂，不再为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位亲人担忧、不安。
请看这首《我多想——2022年5月14日为外婆迁坟立碑之三》：我多想为你写一首爱情的小诗呀/可是你所有的故乡/都在远方啊//我多想为你写一首故乡的小诗呀/可是你的爸爸妈妈/可是你的丈夫/可是你的儿女/都不在身边啊//我多想写一首思念你的诗呀/可是你被风吹散的容颜/在哪里啊
在这首诗中，诗人的情感是凄迷、悲痛的；思绪是纷繁、迷离的。那种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回远去的外婆的锥心之痛，仅仅通过“可是你被风吹散的容颜/在哪里啊”这短短的两行诗，就将诗人所凝聚着的无比深厚的情感充分地表现出来，从而显示出诗人良好的艺术功力和诗歌表现力。它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诗人悲痛欲绝的眼泪瞬间冲出了眼眶。这种以情动人，以诗传心的表现手法，始终贯穿在陈大佐众多的亲情诗中。
再看这首《我用呵护一粒种子的方式爱你——2021年为父亲扫墓之一》：所有方式都失去了着力点/我只能用呵护最后一粒种子的方式爱你//风像顽皮的童年在山间嬉闹/请原谅我只有缚鸡之力的双手/在如此细腻的春光里/只能带来粗糙的问候//爸爸呀！请原谅/我行走在一杯酒里的狂放与孤傲/请原谅我卑以自牧的生活/因为，多年以前/我是你的一粒种子/而现在/你是我的一粒种子——我种下梦想/——却收获不到希望
这种生死两隔，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彻骨之痛和深情呼唤，将陈大佐与其父亲的人间亲情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不胜哀痛！诗人已故的父亲，也因这首优秀的诗歌，而深深地长留在了读者的记忆中。这也再次证明诗人以诗传心，书写人生，卓然的艺术魅力。
陈大佐诗路开阔，写作手法多姿多彩、随物赋形。他并非仅仅局限于单一的题材和表现风格，而是在多年的诗歌创作中不断拓宽自己的写作手法，在题材上更加注重诗歌的多样性和深刻性。他书写亲情、书写爱情，也书写旅途所感、浩瀚的大海，以及春天和大自然的风物之美、诗意之美，甚至书写对人生的各种感悟。在诗人的眼里，万物皆有情，万事可成诗，无爱不能成诗，只要真情地用生命去书写，无不都是美妙的诗篇。
唐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