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作家黄孝纪新书《庄稼人》上市，这是他近些年来以出生地湘南山区八公分村为样本，书写中国南方乡村社会变迁的又一部力作。
我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绵延数千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时代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数以亿计的庄稼人跳出“农”门，扎根城镇，传统的农耕生活随之没落。那些熟悉、温暖的庄稼人，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行当，或已消失，或正在加速消失，成为世人心中隐隐的痛处和不可抹去的乡愁。费孝通先生将村落视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完整的切片”，“可以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述一地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
作者又一次精神还乡，精心选择故乡八公分村的三十八个行当，以三十八个庄稼人为主角，分为事众生、制百器、促生产、参天地四个篇章，将饱含深情的目光投向一个个被忽视、被遗忘，甚至已消失的乡亲，以企唤醒人们的记忆，去探寻“乡土中国”的文化根脉。
书中的庄稼人，一把剪刀，一把砌刀，一把杀猪刀，一个刨子，一个药箱，一支粉笔，一台放映机……他们是接生娘，是砌匠，是屠户，是木匠，是郎中，是民办教师，是放映员，是不曾听说的、来自山野乡村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一群人，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南方农村的一群人，是曾经与作者朝夕相处的人。
作者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文字朴实，情感真挚，营造一种“在场”的视角，用舒缓温情的笔调，从容书写着自己过往的日子与村人相关联的故事，将人物与行当有机融合，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这些庄稼人所作所为极为普通平凡，于作者笔下却一个个鲜活生动，音容笑貌洋溢在字里行间，焕发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一种似曾相识的乡情。
作者从“事众生”的《接生娘》写起，也就是每个乡村孩子的出生写起。他写道：“我只模糊记得，她是一个身形瘦小的小脚老人，满脸皱纹，平日黑衣黑裤黑头帕，走路颤巍巍的样子，声音细小，慈祥和蔼。她的屋门上面，筑有燕窝，年年燕去燕来。每当乳燕出生的时候，燕子呢喃，厅屋里十分热闹，她就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用竹竿捅那燕窝和燕子，会有罪过的。”这个叫文章的接生娘，是上了年纪的人，作者从身材、面容、穿着打扮、走路姿态、声音等方面来描写，还通过“千万不能用竹竿捅那燕窝和燕子”这件事，来表现她慈祥善良、有爱心的一面。这样的一个接生娘形象不仅跃然纸上，还让人放心。
乡村郎中黑朵的黑与白，“榨头”成朵李子的粗喉咙，屠户常节眯眼的“无影手”，“猪郎倌”外奶崽的大猪公，“另类木匠”盲人黄庚山，营业员全师傅称糖饼，砌匠井隆叔用石头比试臂力，赤脚医生大姐荷花的保健箱，歌者申明的一大肚子歌……生动形象的语言，朴素直白的对话，准确刻画的细节，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三十八位村人扎根乡土，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方式，诠释三十八个行当，服务着数千村人的生活生产、生老病死，维系着乡村的安宁和谐，可爱可亲更可敬。
作者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言简意赅、简洁质朴，还使用不少民间谚语俗语及歌谣，使文章生动活泼，增添了阅读的乐趣。
《接生娘》里母亲念叨：“女人生孩子是闯鬼门关。闯过了，吃鸡婆汤；闯不过，见阎王”；《媒婆》里俗语所言：“天上无云不下雨，人间无媒不成婚”；《猪郎倌》的外号，“外奶崽的鼎锣各打各”；《砌匠》的唱词：“手拿金砖九寸长，拿起金砖造楼房。楼房前面写大字，荣华富贵万年长。”“一进门来二进厅，鲁班师傅造得真。左边造个左丞相，右边造个宰相堂”；《队长》的上工号子，“开工了啊——到江塘坪里杀禾——带镰刀——挑谷箩——青壮年男子抬打禾机——妇女杀禾——老年人晒谷——”
《歌者》里的童谣：“天上星，钉麻钉。钉得清，数不清。”“萤火虫萤火虫，你到哪里去？我到夕光土里放豆去……”而山歌则唱：“日头出山，山过河，有人在河边等老婆……”“日头出来东南山，难得美人共一乡。难得美人同村住，共村吃水水也甜……”“正月雪飘是新年，祝我情哥不赌钱。十个赌钱九个输，哪个赌钱有好处……”
这些俗语谚语及歌谣，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揭示生活哲理，蕴含地方特色，使文风清新儒雅，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当今传承。
“媒婆”李守先老汉看到曹翠桃没有学上，家里没有吃的，就和她母亲说：“我有一个堂兄李守植，比我大两岁，他家里有吃的，还可以送翠桃读书，嫁给他！”不过，当王玉凤介绍小十几岁的妹妹给他做老婆时，他提出了一个条件：“美凤是你亲妹妹，还是先在你家养着，我每月出八十斤稻谷给她吃，再给些油盐和菜钱，长大后，她如果想另外嫁人也可以。”这是李守先老汉在婚姻面前的人性，扶贫济困，共渡难关。如果放在今天，可以算是助人为乐的典型，或诚实守信的模范。
“在故乡，仁生哥做禽畜防疫，曾及时发现了一起炭疽疫情。”“添油加醋说得十分严重。”（《阉猪匠》）这是阉猪匠仁生哥在疾病肆虐时的人性，有意夸大事情的严重性，以期尽快拯救乡亲们。
人性，是人世间的真善美。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种理由，人性不能也不会泯灭。在这本书里，可以读到让生命重生的人，点亮他人道路的人，帮助他人找到生活意义的人，激励他人坚持下去的人……这些人性的光芒，一直蕴藏在村人的内心深处。
在书中，这些卑微的村人，从事微不足道的行当，均与当时农村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缺一不可。可贵的是，作者将个人的成长经历，与三十八个行当主角的个人命运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相互交织。既是对历史的回望，又有对现实的关照，生动展现了普通国民的家国情怀，从而赋予文本丰富而鲜明的精神内核。
“分田到户，生产大队解体，黑朵不再当赤脚医生，成了民间的一个草药郎中。因为名声所在，偶尔还有人上门来找他医治跌打损伤。……我自从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专，远离了故乡，就很少碰见他了。”（《郎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兴起，农民进城务工成了一种趋势，农田抛荒现象越来越严重，昔日种植双季稻和‘四海无闲田’的生动景象已然不再。而尼龙绳和塑料雨披的普及，又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将棕匠的手艺变得无用。可以预见，没有了用途，再好的手艺，也必将消亡。”（《棕匠》）
“生产队解体之后，村里逐渐有了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老曾的渔鼓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那之后，我再没有看到过老曾，也再没有听到过那竹筒渔鼓发出的‘咚咚’声。”（《渔鼓师》）
从村人衣食住行的变化，谋生行当的兴衰，思想观念的转变，一些老行当、老技艺，甚至精神信仰，逐渐淡出了乡村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兴的行当。诸如开超市的小老板、承包小工程的包工头、从事电商的网红等，在乡村相继出现。
黄孝纪书写的是一帧帧庄稼人的个人命运影像，却展现了一个湘南小山村的一段历史过往，演绎了一幅湘南乡村民俗风情长卷，反映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国广大农村的“山乡巨变”。从书中能深切地感受到那日渐消逝的农耕岁月，那火热的生活场景，那浓郁的风土人情，那亲切的烟火气息，以及作者对那片土地深沉而执着的爱恋。而回望故园的结尾是开放式的，引领我们展望新时代的乡村全面振兴。
唐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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