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万兄多次打来电话，希望我能为他的新著《那抹惊艳世界的湛江蓝》写一篇序言，我多次婉拒。在我的认知中，为他人的著作作序的都是一些文人大咖或者学界翘楚，抑或是身份地位显赫的人物，是能为他人作品加持的佼佼者。而平凡如我，学识浅显，无所建树，实在是才不配序。但毕竟拗不过高万兄的言辞切切，加上我们之间有着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友情，却之不恭，最终还是怯怯的答应了。
高万兄不忘初心，怀揣梦想，坚持在文学的道路上躬耕独行。近年来连续发表和出版了不少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硕果累累。他近年的作品，我大都有幸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记得2019年1月的某天，我又收到了高万兄发来的一篇新作，读后感慨良多，感念于他的勤奋和对文学的痴心。当天我在微信上给他发去了如下一段文字：随着经济大潮的浪涌，我国文坛一度被边缘化，文人也多显寂寞。然高万兄却以“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的自信笔耕不辍，成绩斐然，令人敬佩。正所谓“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众香拱之，幽幽其芳。”（韩愈）星光不问赶路人。我深知对于一个退休多年的人来说，在这些成果的背后，高万兄一定付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艰辛、汗水和智慧。
我和高万兄相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我刚高中毕业不久，他比我年长一些。其时，我们的共同启蒙恩师、已故的县文化馆创作员杨杰生先生把我们几个文学青年借调到县文化馆成立了创作组。除了我和高万兄外，还有一位后来的深圳海天出版印务公司总经理欧关旺。作为“老三届”的高万兄，当时还在公社里担任着文化站长的工作，他在创作组是半走读的。那时，我们几个人常常在县文化馆的一间办公室里，时而热烈地讨论创作构想，时而安静地伏案写作。我们名义上是集体创作，作品的形式比较杂，有小品、曲艺或独幕剧。而创作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则是个人的副业。我们的创作成果常常会变成铅字，一些独幕剧还被搬上了舞台。那段时光，曾经记录了我们青春的岁月，开启了我们的文学梦想。后来我去了省城读书，高万兄有了更重要的工作，杨杰生调到了某政府部门担任领导，那个创作组便不宣而散了。虽然创作组散了，但曾经怀揣文学梦的我们，仍各自在文学的田野里独自耕耘，时有作品发表。我也常常在报刊上看到高万兄的名字。
我毕业后分配到湛江地委工作，与高万兄的联系更密切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调到深圳工作。距离远了，但与高万兄仍保持着联系。知道他有几年时间考进高校干部专修班深造，毕业后调到遂溪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不久后被提拔为副部长（农委副主任）。我为他感到高兴。在人才如云的深圳，我深感知识的不足，决定继续求学。上世纪90年代初，我幸运地考入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法律学，毕业后被组织调至政法机关工作，在深圳某基层法院担任领导。岗位变了，专业不同了，肩上的担子也重了，我只好尘封了自己的文学梦。后来偶有著述，也是一些法学文章，完全是严谨的逻辑思维的产物。岁月匆匆，我与文学渐行渐远了。
记得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高万兄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很认真的对我说想调来深圳工作，我听后坦率地表示不支持。理由是：其一，他正值当年，正受到组织部门的重视，前途无量；其二，按照他老实而又内敛的性格，不太适合深圳竞争激烈的环境，他不置可否。待到他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他说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办理了停薪留职，并在深圳某文化部门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他义无反顾地自断了官场前程，已无退路。我大惊过后为他感到惋惜。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把他引荐给深圳广播电台的马台长。马台长是一个惜才爱才的领导，爽快地接纳了高万兄，并任命他为电台办公室的负责人。
2008年，高万兄从深圳广播电视集团退休了。其时，他的两个儿子已先后大学毕业，在深圳扎了根并事业小有成就。本以为高万兄会从此过着儿孙绕膝、悠然自乐的退休生活。但令我意外的是，他竟像当下的年轻人一样，过起了择一城而暂居的浪漫时光。时而深圳，时而东莞长安，时而家乡遂溪。这期间，他行脚匆匆，尽情地发挥余热。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正在潜心研读老子的《道德经》，并要完成一部关于老子的研究著作，我听后不以为然。依我有限的史学知识，我认为《道德经》是一座高山，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显学。自古以来，在“千家解老”的研究领域不乏文坛巨匠、专家学者乃至象牙塔里的众多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就像一座座里程碑横亘在后来者的面前，难以跨越。知名学者余秋雨先生便是众多“解老”者之一。他曾说，“《道德经》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结晶，应该被大家读懂，我愿做这个桥梁。”于是他写出了现代译本《老子通释》。而对于名不见经传的“半个文人”高万兄，以他的研究条件和知识储备，能否完成这一在我眼里不可能完成的课题？或者成果出来后能否被认可？这一切都难以预料。我担心他吃力不讨好，力劝他放弃，并与他发生了争论。他目光如炬，坚定前行。过了数月，高万兄果然拿着一本装帧精美，还散发着油墨香的《道德老子解读》（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放在了我的办公台面，扉页上还有他刚劲的题签。我吃惊之余肃然起敬，迫不及待地拜读了他的新著，感慨于他深厚的文言文功底和独辟蹊径的治学方法。我十分同意该书序者李文德先生在序言中的精辟见解：“《道德老子解读》深入道德层面解读老子，从“道德老子如是说”，到“御注道德经”，到“老子道德法则集粹”、“老子其人其事”，都是侧重于解读老子的道德精神及行为规范,读后耳目一新。”高万兄还告诉我，在《道德老子解读》成书过程中，他曾暂时放下案头文稿，到全国多地参加各种老子研究活动，还远赴河南鹿邑老子的故居拜谒，增加对老子的了解，汲取智慧的“井泉”。我还听说，在此期间，他还撰文就一些关于老子的研究方法，史学观点、治学路径的构建等，与当地“老学”研究教授展开学术论辩，并略占上风。《道德老子解读》的出版，不但得到了学界认可，同时也引起了《南方日报》、“人民网”等众多官媒的关注和报道。窃以为，在学统绵绵的“解老”研究者队伍中，高万兄是独树一帜的“奇才”。他既有百折不回、格物穷理的学者气质，又有脚踏实地、孑孓独行的“泥腿子”精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探寻者。
高万兄有一段时间曾醉心于李氏宗源文化的研究。我想他的原动力和兴趣应该发端于他对“老学”的研究探索。退休后，他曾暂居其祖居地东莞长安十年有余，与当地的乡亲情同手足。在这里，他寻根谒祖、赓续历史文化，考证李氏先祖南迁的踪迹，编著出版了20余万字的《忠勤报国》一书（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严谨的证实证伪，详细地记录了北宋朝议大夫、广府人先祖李卓及族人南迁的屐痕以及其后人开枝散叶的故事。
我还听说过一个故事：长安镇有座古墓，因年代久远，碑文残缺不全，字迹剥落模糊不清。乡民通过口口相传，只知道是南迁李氏先贤的古墓葬。但是墓主人是谁？碑文内容写的是什么？从来无人知晓，仅以其墓状称之为“麻饼柱古墓”。李高万本着对历史文化高度负责的精神，找来墓碑碑文残存的拓片认真研究，查阅史料，并请教专家，经过对碑文逐笔逐画的研究考证后，他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座文物级的墓葬，墓主人被认定为“怀宁令帽山李公”。李一宁，字应坤，号帽山，原是苏州府教授（学官称谓），后任怀宁县令，一生“端己勤俭，热心救助苦难”。当他病逝于官所时连入殓的新衣也没有，成为东莞长安史上第一廉吏。
相对于“怀宁令帽山公”墓的研究和解惑，对另一座千年古墓的保护过程更显得惊心动魄。李高万与众宗亲踏古寻根，发动捐款重修近千年的广府人先祖、珠玑巷名祖、东莞长安李氏始祖墓，有人扬言要用推土机铲平开发房地产，双方剑拔弩张，硝烟弥漫。李高万与众宗亲们以有理有据的争辩，硬是叫停了这一野蛮行为。随后，他以其收集到的大量真实可靠的历史依据，实证墓主人的重要身份，经过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论证，东莞市委宣传部复函李高万：“根据陈伯陶所编（民国）《东莞县志》等历史资料，李卓为北宋朝议大夫，其孙李用为南宋理学名家，曾东渡日本传播理学。据现场调查和了解，李卓墓作为东莞古代名人墓葬……”。自始，这座寂寞多年的南迁始祖天挺公墓屹立重光，成为当地历史文化的重要圣迹。
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烟波浩淼，从未断流。然而，地处古称南蛮之地的粤西雷州半岛，其历史却是斑驳的。这里是李高万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历史上曾经圣贤辈出，“斯地景胜，文明呈祥”。于是，他的眼光探向了《隐藏乡野的文化瑰宝》，朝圣着《巍巍乎，孔圣山》，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品鉴着《<东海嫁>的<诗经>味》。他的目光同时追寻着新时代的英雄群像，为故乡的日新月异尽情放歌。在他的笔下，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领航人故事令人景仰；诗人洪三泰一门四杰唱酬丝路赞歌的成就令人瞩目；还有名动艺坛的一代狮王李荣仔、隽刻史册的义商李炳南、敦煌画痴姚庆……一个个人物在李高万的笔下血肉丰满，鲜活如见。
诗人艾青曾深情吟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而高万兄一如文坛前辈艾青，对故乡《那抹惊艳世界的湛江蓝》爱得深邃隽永，爱得亲切温馨。
说实在话，不是什么人弄出一些文字，发表一些文章，或者出版一些著作，就能够被尊称为作家的。真正的作家，除了具备驾驭文字的能力(技巧)外，更被看重的是其人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周国平）不管是历史的回响，还是现实的观照，都是作者人格化的奏鸣，哪怕平常如乡野的炊烟，泥土的芬芳，青苗的拔节，秋叶的飘落，夏虫的呢喃……在作家的精神行为中，都会透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以及悲天悯人的共情情愫，从而引起读者感情的共振。明末大才子袁中郎曾对文学有绝妙的感悟：“独抒牲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而高万正是有着这种不拘一格，直抒性灵和具有高尚文化品格的写作者，也是一个纯粹的业余作家。
法国作家于勒·列那尔曾说：“我把那些还没有以文学为职业的人都称为经典作家”。
美兮！业余作家李高万；
幸耶！经典作家李高万。
作者：李踔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