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口音和前史
我认识朱山坡也晚，阅读朱山坡更晚。只知道有那么几年，我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收到一本朱山坡的作品，《懦夫传》《十三个父亲》《灵魂课》等等。他估计是“例行公事”地寄送，而我，也就是“例行公事”地拆看，有时候翻看几页，大多数时候也就堆在办公室里，并没有时间去仔细研读。真正接触到朱山坡其人，要等到他来北师大读硕士那一段时间，他和林森、陈崇正交好，因为都来自南方，自号“南派三叔”，据说这一段时间他们交游饮酒，切磋写作，互相砥砺，各自都拿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林森的《岛》、陈崇正的《美人城》、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这些文坛的故事转眼就成旧闻，感兴趣的读者自可以从作家们的各种文字里得以一窥。回想起来，朱山坡给我留下了很是矛盾的印象，比如我一直以为他的本名就叫朱山坡，后来才知道他本名叫龙琨，在我看来，龙琨倒是一个更像笔名的名字；比如我一直以为他是少数族裔，实际上他是汉人，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一定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这一点是否属实，需要等未来的考据家去下一番功夫；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说话，普通话中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因为想把普通话说得“更标准”，导致了咬字断句颇为用力，而这“用力”又让他的南方口音更加凸出，从而形成一种表达的张力，有时候他口若悬河，极富逻辑和条理；但有时候又结结巴巴，明显地词不达意，只能草草收场。他的这种表达方式会让我想起保罗·策兰诗歌中一位来自远古部落，还有着“光之胡须”的族长[1]，他想谈论这个时代，但是他的语言又和这个时代无法完全契合，所以只能“咿咿呀呀”。我这么说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我在和朱山坡不多的几次交流中看到了他语言背后的某种“古意”，另一方面，亦有朱山坡自己的文字为证。在《在南方写作》这篇短文中，他说：“后来从事写作才发现，我的思维方式全是粤语的说话逻辑，每写一句话都得把它‘转换’成普通话，得用‘北方’的词汇替换更为准确生动的方言……因此，我觉得像我这种狭隘的南方人的文学创作是以放弃语言的差异性为代价的。”[2]可惜我不是语言学家，否则研究这种方言的“转换”肯定是一件极有意思的事情。朱山坡并非个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种服从于“普通话”的规范而放弃“方言”的差异性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这后面折射着现代写作单一性的“意识形态指向”，在某种意义上与文学的诉求背道而驰。好在作家们是对语言最敏感的动物，因此，对于这种“规范性”的抵抗从来没有停止过，并由此诞生了丰富的文本实践。
细究起来，虽然无论从研究者的关注度和读者的可见度来看，朱山坡都属于稍微有点“迟到”的作家，但是，其写作却颇有时长且颇多变化。大概来说可分为三段，早期的朱山坡写诗，据说是因为受不住一帮热血青年的诱惑而入伙，这些诗歌写作也许只能算作写作的“准备期”，但作为一种“文学生活”方式却饶有趣味，朱山坡个人关于这一段生活的记叙，如《一个地方诗社的兴衰》《一座城池，三个人》[3]等文字可视为1990年代地方诗歌史的见证，将来也许会成为研究该段文学史的重要资料。第二阶段大概以2008年为重心，以《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为代表作品，朱山坡开始探索建立自己的叙事空间和叙事基调。第三阶段则以2014年为中心，以题材拓展和文体自觉为特征，以《懦夫传》《风暴预警期》《蛋镇电影院》等作品为代表——这最近的一次转变，朱山坡确定了其“在南方写作”并建构一个“新南方”文学空间的抱负，本文的论述，也将以此为重点。
二
蛋镇、风暴和电影院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书写就开始了对“地方性”的争夺，这一争夺指向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瓦解前此单一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其二是为了以“差异性”获得“异质性”从而打开世界文学的大门。马尔克斯和川端康成作为非西方的作家而获得西方承认的“成功案例”，激发了中国作家“地方性”写作的热情。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等，莫不是以“地方性”见长，但是，因为1980年代强大的“现代化”话语，地方性的书写变成了“地方性”向“世界性”的一种臣服，地方性/世界性被置换为城/乡二元区隔，空间性的并置被改写为时间性的进阶。路遥有一句话特别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路：“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第三世界国家不就是一个大农村吗？”[4]朱山坡前期的小说写作也基本上延续这个思路，“米庄”和“高州”构成了一个互相对位的叙事空间，前者为前现代的乡土世界，后者则代表着现代化的城市空间，“乡土米庄与城镇高州, 本源相通, 血脉相连。乡土的生命母体哺育了代表更高级文明的城市, 乡土也因而成为蛰居城市的现代人始终不能离弃的精神原乡。然而, 曾经成群结队地涌向城市的现代人, 如今却带着城市的法则折返乡土, 并最大限度地谋取经济利益损害乡亲们生活。这一现象, 从一侧面证实了现代社会以经济为上的特征。此外, 城市对乡土的入侵还暴露了现代人摧毁家园的窘境。”[5]无论批评家从何种角度对这种写作进行肯定和好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作家个人的写作史来说，这种书写也许是必要的，而从文学史的整体来看，这种书写却会因为与前代作家过于相似而显得“区分度”不够，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朱山坡早些年的写作，也以故乡为原型虚构了一个‘米庄’，但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的缩影，那里的人们自然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不过其表达的核心，是他们对城市的向往，或在城市里的遭遇。可以说，将那些故事，放在其他地方来书写，似乎也无不可。”[6]——这几乎是每一代作家登场之际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即使是在一个大的文学史书写谱系中，也必须找到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位置”。
对朱山坡来说，2015年左右开始建构的“蛋镇”系列构成了非常重要的转变。“在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中，我虚构出了‘蛋镇’。基本上是以家乡小镇为蓝图绘制的，并给它赋予了深刻的寓意。”[7]综合文本中的描写，我们可以得出蛋镇的一个大致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南方以南，故边缘；背山临海，故时时有台风来袭；毗邻中越边境，故时有疑似越南人闯入；面积不大，一两条大街东西南北贯通；各种基础设施一应俱全，邮电所、粮站、肉铺、百货店，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电影院。读者也许会感到疑惑，这种小镇书写与这些年流行的“县城”“小镇”书写的区别何在？我觉得朱山坡灵光一闪的地方在于，第一，风暴；第二，电影院。在《风暴预警期》中，蛋镇始终与即将到来的“风暴”密切共生，在这个意义上，“风暴”这一意象“既不是偶然因素，也不仅仅是作为结果或开端。它既是一种叙事的推动力，同时又是一种氛围、隐喻和象征”。[8]也就是说，蛋镇因为风暴而具有了某种超越性，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物质性地理场所，同时也指向一种精神层面的可叙性。更进一步，在《蛋镇电影院》里，朱山坡发现了“电影院”这一同时可以承担历史性和寓言性的叙事空间，同为70后作家的徐则臣对“电影院”作为历史性经验的一面进行了生动的阐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电影院，也都有自己的电影。小时候老家还没有通电，每次看电影都跟过节似的。电影放映员权力特别大， 大队里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们吃，他们带着发电机过来。我们觉得特别神秘，放映员的车子进了村，一群孩子就跟在他身后跑。每一场电影至少看三遍，我们村里放完了，还要在其他村放，几个小伙伴约好了，跟着到下一个村接着看。一部电影看多了， 很多台词都会背。”[9]表面上看，电影院不过是蛋镇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从叙事的角度看，电影院却是决定性的核心，蛋镇故事基本上围绕电影院生发展开——如果说蛋镇的日常生活是历史性的现实经验，电影院则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虚构经验，电影的声光电以及关于“非当下性”经验的呈现带来了一种“裂隙”，这一“裂隙”使得故事的可能性得以洞开。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认为“蛋镇-电影院-风暴”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存在，拥有电影院和风暴并将两者内在化的蛋镇才是朱山坡所要建构的新南方地理，它既是历史性的，也是超越性的，它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现代主义的，这种模糊性、无边界感正是蛋镇得以区别同类地方空间的独特性所在。
三
无根的“人们”和“间离化”的历史
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以一个少女的视角写一群蛋镇人的生活，其中又以荣耀及其收养的5个弃婴为中心，在又一次台风来袭之前，他们有的在研究世界上最好喝的汽水，有的在给中央军委写信，而叙述者“我”则准备再一次逃离蛋镇——虽然她的每次逃离都以失败而告终。《蛋镇电影院》则是一部主题小说集，每一篇都以一到两个蛋镇人物为主要书写对象，同时这些人物故事的展开，又往往与电影院发生关联。这些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与很多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发生着互文关系。人物带有某种偏执和强迫症的行为会让我们想到残雪在其1980年代系列作品中的描写；“逃离”和“等待”的无尽延宕又会让我们想到《等待戈多》的虚无和绝望；无血缘的伦理关系和重复的叙事圈套会让我们想到余华——他是朱山坡最热爱的作家之一。也有评论者指出了蛋镇人物的病态、畸形与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之间的互文性[10]，如此等等。
但我想指出的是，这些并非关键之关键，也构不成朱山坡新南方写作之新，在我看来，朱山坡的“新”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第一，人物的无根性。第二，与历史的间离姿态。首先来看第一点，如果我们稍微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朱山坡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他们基本上不生活在家庭、家族以及家国的伦理关系中，这一点非同小可，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强大传统就是以家族和家国为中心和重心，即使是稍微个人化一点的“家庭叙事”也并非主流。但是在朱山坡的写作中，即使是“家庭”“血缘”也是虚构性的——比如荣耀一家，所有的人基本上都以“个人”的面目去行动和生活。他们没有明确的来路，也没有明确的去路，就好像是一些突然“涌现”出来的存在。从修辞的层面看，这或许是一种“奇迹”美学或者所谓的“魔法时刻”，但是这种修辞可能更指向一种更深刻的历史认知：南方的人物没有历史，南方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理空间，所以南方只能活在当下性里。那南方的历史去了哪里？在朱山坡的自述中，他对某种南方的消失充满了遗憾甚至是恐惧：
作为一个南方作家，我差不多快要忘记“南方”了……尤其是，我再也没有见过洪水，也没有了风暴预警期的兴奋和惶恐。越来越多的北方人来到我们身边，改变了我们古老的生活方式、秩序和生态，方言和习俗日益式微。好像，南方消失了。[11]
朱山坡对这种消失的理解虽然充满情感但缺乏理性的深度，南方的消失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消失，更本质在于历史的消失。但是在朱山坡的作品中，我们却读到了这种历史消失的症候——这再一次提醒了我们，更值得阅读的不是创作谈而是文本本身。
无论是《风暴预警期》还是《蛋镇电影院》，其所叙时间集中在1980年代初，但同时又草蛇灰线般地勾连起了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事件”，“写到了蛋镇百年以上的历史，写到了抗战、内战、越战，还有反右、饥荒以及‘文革’、严打等，揭示时代‘风暴’对普通老百姓生活和命运的影响。”[12]历史的消失并非指这些历史不曾存在，而是指蛋镇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他们与历史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关系”， “历史”就像是一部部在蛋镇电影院上映的电影，它会在某个短暂的时刻产生“幻觉”——这正是电影以及电影院所具有的超越性的经验，但电影结束的那一霎，当人们走出影院，会有一种错愕，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也即是，超越性的经验和生命本真的经验之间的联系是什么？1980年代的电影和电影院在中国的语境中承担着如巴迪欧所谓的“奇迹的承诺”：“这就是电影给观众的承诺：电影，就是可见的奇迹，就是不可或缺的奇迹或断裂。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最受益于电影的东西。”[13]而这一奇迹并不仅仅是巴迪欧所谓的“超越性经验”，或者说，这种超越性经验里有最现实的内容，即1980年代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想象和追求——《胖子，去吧，去把美国吃穷》是对这一“奇迹”的文本化处理的典型，而实际上，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朱山坡年少时一个真切的梦想：偷渡去美国。于是，我们在此看到了“历史的消失”这一命题的进一步延展，它不仅仅是指南方以及南方的人物在对现代的盲目追求中丢掉了其历史，另外一方面更指它们也并没有如愿加入它们所“幻想”的现代历史中去——也就是，南方被卡在了中间——这中间就是类似于蛋镇这类地方，前现代和现代在这一点上奇怪地融合在一起，并因此产生了极有创造力的“间离感”。我以为朱山坡对新南方的写作的贡献就在于他抓住了这“卡”着的“间离感”，因此，朱山坡作品中的“荒谬”和“反讽”不是惯常意义上的黑色幽默——虽然在阅读的时刻我们会被这种幽默感打动——它更是一种重塑新南方历史和主体的行为：既反讽那些因为过于宏大而具有压迫感的历史，也嘲笑那些因为过于遥远而不切实际的历史，新南方的根部和历史只能从普通人民生活的实感之中生长且枝繁叶茂。“间离”的另外一面是血肉相连，在各种如历史“残次品”的人物身上，有一个“重生的主体”正在慢慢苏醒。
四
结语
《蛋镇电影院》里最精彩的一篇是《荀滑脱逃》，以盗窃为生的荀滑在一次围剿中突然跳上了电影银幕里面的火车，从此消失了十一年，然后有一天又突然从《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电影银幕里跳了出来。这篇小说在叙事上堪称精湛，将中国传统笔记体小说和后现代的叙事技巧融为一体。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篇小说里，那个被“卡”住的现代性管道借助“银幕”和“火车”这两个意象得到了短暂的疏通，有评论家因此得出了“以荀滑意料之外的奇诡脱逃，将蛋镇牵引出既定的前现代轨迹，将叙事的藤蔓伸向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乃至世界。从这个意义而言，朱山坡从传统的南方一隅，走向了国族的现代经验，于封闭的地域中‘脱逃’，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和状态奔赴世界，形塑了南方小镇的现代性映射。”[14]这一判断当然准确，但是却过于强调“到世界去”这个层面，而忽略了这个文本无论是从修辞还是主题层面的“返回”，“到世界去”的最终目的并非是为了加入“世界历史”而放弃自我的异质性，而是为了以“异质性”“差异性”的面目丰富世界史的叙述。在我看来，这正是新南方写作的核心要义。
注释
[1] [德]保罗·策兰：《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黄灿然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
[2] 朱山坡：《在南方写作》，《正在消失的南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页。
[3] 朱山坡：《一个地方诗社的兴衰》《一座城池，三个人》，《正在消失的南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9-114页。
[4]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5] 梁冬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论朱山坡小说中的乡土世界》，《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
[6] 张柱林：《朱山坡的魔法时刻》，《小说评论》2020年第2期。
[7] 朱山坡：《蛋镇和电影院》，《蛋镇电影院》，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8] 徐勇：《所有坚固的一切都将永驻——关于朱山坡和他的〈风暴预警期〉》，《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9] 徐则臣：《现实主义和荒诞之间的分寸——谈朱山坡〈蛋镇电影院〉》，《西湖》2021年第5期。
[10] 张柱林：《朱山坡的魔法时刻》，《小说评论》2020年第2期。
[11] 朱山坡：《正在消失的南方》，《正在消失的南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3页。
[12] 朱山坡：《我的南方，我的暴风雨》，《正在消失的南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2页。
[13] [法]阿兰·巴迪欧：《电影作为哲学实验》，李洋选编：《宽忍的灰色黎明：法国哲学家论电影》，李洋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14] 曾攀：《蛋镇与中国——朱山坡的〈荀滑脱逃〉及其他》，《广西文学》2020年第6期。
作者：杨庆祥
来源：中国作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