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成长小说”却是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概念。顾名思义，成长小说就是以叙述人物成长过程为主题的小说，就是讲述人物成长经历的小说。在巴赫金的《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中，成长小说意味着“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换言之，成长小说重点在于“变化”。于读者而言，面对一个文本，对“故事性”的渴望会促使他们率先抛出两个直观而感性的问题：成长的主体是谁？成长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在长篇小说《少年“城”长记》中，作家黎俊生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给出了答案。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阿红，一个乡村女孩，是成长的主体。作为“候鸟少年”，新学期开始“我”就要跟随在港城打工的爸爸妈妈进城读书。没想到还没“入学”就碰到了钉子。当他们拿着盖上家乡学校大红印章的转学证，找到住地附近的港城九中时，“我们这里是公办学校……你们不符合转入条件”。无奈之下，爸爸只好领着“我”找到一所名为“远志中学”的民办学校。小说一开始就为主人公的“城”长设置了重重困难，从现实来看也是合情合理的。
其实，乡村儿童到城市生活时，远远超出儿童文学作家们所描写的那种理想的乐观。进城儿童面临的不仅仅是城乡教育差距，还有城市生活的种种不适应，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评价的自卑与落差。毕竟，一个崭新的生活空间。因此，要想驾驭这样的写作题材，并非易事。但儿童文学本身是关注儿童精神生活、关怀儿童心灵成长的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就必须面对特定时代中的儿童的生存状况并对此做出能动反应。那么，讲好乡村孩子的“城”长故事，自然需要拿捏到位。依据成长小说的情节发展模式，一般是在困惑之后，主人公通常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地位，确立并找寻一个新的自我，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情感的发展与心理的成长。《少年“城”长记》以“别乡”开篇，接下来以诸多风波为故事串连，一波多折，悬念迭起。作者用柔软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揭开了一位乡村少年在城市成长中那一幕幕或感人或甜美或酸涩的场景。小说众多人物的小故事构成了“我”的“城”长生活画面，生动再现了“我”如何克服困难，在感染城里孩子积极、健康、鲜明的个性中快乐成长的经历。
主人公成长首先需要融入新环境，结交新朋友，必然面临诸多困惑与挑战。留着两根麻花辫的“我”，进入城市还是“那么‘农村味’，那么传统”。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参加学校军训，第一天去吃早餐，“我”就有个重大的发现：饭堂里的馒头以每个3角钱的“特价”卖给学生，白粥（稀饭）则是白送的，分文不收。“大桶大桶的白粥摆在那儿，任凭你去舀，任凭你去吃，还配有咸萝卜之类的小菜。早餐这么便宜，据说是政府拨出专款来补贴的。世上竟有这般美事，你说我多高兴啊，我感激得在心里高呼：“‘军训万岁！’”还有，为了还清校服费、班费、更换窗帘和买空调所欠下的230元负债，“我”开始寻思挣钱门路，以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看到公园里摆摊擦皮鞋的阿姨，“我”决定双休日以“在学校里做义工”为名，跟着阿姨学习擦皮鞋。没想到两天劳作下来，居然挣了60元……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目睹父母的辛劳、体验生活的困苦，得知“热爱生活”的道理，有着奋斗与吃苦的自觉。这也是小说主人公“我”之所以能够健康“城”长的宝贵基因。
《少年“城”长记》是一段故事，更是一段人生。乡村女孩“我”成长的辛酸，成长的幸福，就在字里行间流淌而出。整个故事采用了一种温暖的叙述基调，凸显了少年的纯真。比如，“美人鱼”在军训修整时，无意看到“我”用浮水石洗头，“匆匆跑回宿舍里”，拿来了洗发水和香皂塞到“我”的手里。第一次上游泳课，因为“我”并不知道城里的游泳课需要准备泳衣。正尴尬之际，“美人鱼”递“我”一套泳衣，还教会了“我”专业的游泳技巧。“美人鱼”的赠予并没有居高临下的鄙视，也没有因此取笑宣扬“我”的“另类”。在这样的一份尊重中，“我”认识到“城里的孩子就是大方，就是乐于助人”，因为与他们在一起，“我渐渐变得喜欢城里的这些女孩啦”。同时“我”身上表现出来的朴实、刻苦、坚毅，也感染着城里的孩子。在这种双向的正能量中，“我”收获了友情和成长。也逐渐理解港妹杨采妮对自己回避的原因，感恩“港妹”为自己隐瞒“公园擦皮鞋”挣钱的窘境。在海潮汹涌中，“我”奋不顾身地救起了不谙水性的“港妹”。从此二人冰释前嫌，在学习上，“我”帮“港妹”学中文，提高她的作文水平。港妹则为“我”补英语，锻炼我的口语表达能力，成为了“合二为一”的好同桌、好姐妹。
由此可见，《少年“城”长记》体现了对成长小说基本结构模式的遵循。作为成长的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要经一系列的困苦与挫折才能化蛹成蝶，完成成长。从乡村到城市的“我”在自身的努力和老师、同学的帮助下，实现了从身体到心理、从被动到主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全方面成长。小说在描写港城学校初二（7）班的学生群体时，又着力塑造了“胖女”、“美人鱼”、“港妹”、“诙谐哥”、“吃货”等多个角色。还刻画了“我”身边或有关的人物，如专程为“我”挑课桌和凳子的班主任张老师、免费教“我”擦皮鞋的中年阿姨等。作品不仅写出了花季少女的成长，也以少年的视觉、思维来看待世界、看待大人们、揣测所见所闻的人情世事故。这些生命体验中不可避免的愁苦与欢愉，在成长小说的文本中生成为一种“经典化”的结构模式，即“幼稚”“受挫”“释怀”“长大成人”。与此同时，小说中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互换，也给他们的家庭上了意味深长的一堂课。
众所周知，校园生活作为儿童小说题材和内容的重要来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儿童校园小说都在着力反映城市学龄儿童的生命状态。近年来，儿童校园小说在把握社会变迁与时代更新的脉搏之时，将视野拓宽到了农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这群有别于城市儿童群体的“另一种”童年生存状态，精神、情感和心灵世界，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对于生活气息、校园气息浓厚的《少年“城”长记》，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评价：“目前，写农民子女进城的作品虽然不少，但是写他们在校园中成长的还不多见，可见作者取材角度新颖、角度独特，具有现实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少年“城”长记》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群体。
总之，《少年“城”长记》不仅情节描写细腻动人，而且充满诙谐喜剧元素。除此之外，作品的南方地域特色显著，乡土风格传神入画，具有艺术真实的人文价值。当然，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成长小说，表现“另一种”童年的儿童校园小说，还应该在艺术化地表现童年写实方面进行审美反思。
（马忠：著名评论家，《广东文学蓝皮书》撰稿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