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无数的河流如同人的血管，连接着全国各地，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而在河流家族中，历史上主要由人工开凿的一条条运河，关乎王朝的统治、社会稳定和文明的发展。《中国的运河》一书以宏阔的视野，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与运河盛衰相关的社会图景。
这本书是我国历史地理学领域的重要著作，该书作者史念海（1912年~2001年）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优秀的学术著作，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淹没，《中国的运河》就是如此。该书初版于1944年，在抗战岁月出版此书，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河山的认同。后来，史念海先生根据四十多年的野外实地考察所得，大幅增补书的内容甚至重述，成就了如今的这个版本。新版《中国的运河》，除修订差错外，对书中47幅地图全面精修，增加了书的学术分量。
《中国的运河》以运河变迁为切入点，网罗历史事件与其中的朝代更迭，让我们看到了运河那交织着无数赞歌和悲剧的历史。史念海先生也以此书跨出传统地理研究，展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与地理变迁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此书兼合了历史的质感和现实的品格，开启了中国运河历史研究的先河。
此书不仅讲运河的前世今生，也讲运河史上的历史。一部中国运河史，一方面是反映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运河与各时期社会状况交互影响并关乎朝代兴替的历史。书中，基于严谨考据的观点俯拾皆是。比如，书中提出，隋代的灭亡和隋炀帝修运河造成苛政有关；唐朝之所以兴旺，得益于前朝留下的运河遗产；元朝因为迁都至北方，直接影响运河修建的方向，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
此书意在阐明运河之于历史的关系尤其密切，这拓展了我们对中国历史认识的视野。同时，书中“为世所用”的态度，将书的落脚点放在为现实提供方略上。比如：为使运河得到整修，必须恢复黄河中上游流域的植被覆盖。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减少黄河中下游的泥沙淤积。
本书第一章《隋代运河的开凿及其影响》中指出：“运河的开凿固然可以促进全国的统一，而统一之后更需要运河来构成交通的系统。”众所周知，隋朝的统治才短短的37年，但是开凿运河用力最多，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朝代。但在运河开凿中“用力过猛”，也直接导致王朝的崩溃。
隋朝和唐朝定都长安，为了便于统治的需要和全国商品的交往，在科技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人工开凿运河，其工程量是巨大的，花费的钱财、投入的人力和时间更是无法具体计算。运河的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唐朝“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运河遭受淤塞、阻断和荒废的厄运。可以这么讲，只有在社会安定的背景下，运河才能发挥其作用。在后来的历史时光中，运河在兴衰起伏中缓缓流过，运河的发展史，也是历史的变迁史。
现在，我们熟知的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纵贯在中国华北大平原上，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隋唐之后，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扮演漕运的功能。在大运河成为漕运的主体水道之后，漕运借助大运河沟通南北的便捷条件，将漕粮转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各个朝代调剂物资、制衡社会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朝代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粮食，并支撑着历代王朝统治的正常运转。漕运促成了运河沿岸市场网络的形成。仅京杭大运河上，先后涌现出天津、徐州、淮安、扬州、无锡、苏州、杭州、洛阳等21座大运河名城。运河沿线城镇的兴衰，多与运河的流畅与否、漕运的正常与否紧密关联。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伴随交通技术日新月异、大型水利工程的投入使用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历史上流淌上千年的大运河，其作用和功能再也不像往日那么重要，曾经一度遭受“冷落”。进入本世纪后，人们充分意识到运河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现实的使用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于是大力重启运河的保护和利用。2014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1年，中国运河迎来更加难得的发展机遇。国家有关部门专门出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实施方案，随后又出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保护规划，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思路，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推介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陈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