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因暑假到成都附近社会实习，在这里，她认识了40多岁的杜二嫂——一个以加工生丝、售卖丝绸谋生的底层农民家庭。次年，她完成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半个多世纪后，杨树因的论文被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发现，如获至宝，由此打开了一个通向微观历史世界的学术大门，至而“发掘”出大量充满浓厚民间地气的历史信息，并出版了《街头文化》《茶馆》《袍哥》《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消失的古城》《那间街角的茶铺》等多部地气满满、脍炙人口的微观历史著作。
《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一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下卷“家、群体和法律”则讲述家族、群体和法律。上卷更倾向于底层社会个体，下层则由底层个体逐渐向家庭、族群以及更大社会活动面发展，这也折射出王笛教授的历史研究视角，即历史不是少数个人的独角戏，同时也是下里巴人的叙事。
历史有时就是一开始的不经意，结果被大家仿而效之，久而久之便形成习俗沉淀下来。今天国人对红木家具的膜拜，可能源自郑和下西洋返航用来压舱的红木。作为权力施加的对象，权力的一举一动，有时会成为下里巴人争相效仿的风向标。轿子原本是官员身份的象征，然而“先富起来”的商人纷纷模仿，终究遍地开花。抬轿子的虽是下里巴人，但他们创造出“把乘客抬到屋檐一样高”让人惊恐的“拱杆”方式取乐，这无异于以肢体语言对双肩压力的一种戏谑式反叛。
王笛教授的研究最初以四川盆地为中心，许多作品难免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如此前出版的《茶馆》。茶馆不仅是各方信息汇聚的集散地，也是化解纠纷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人情世故表演的重要舞台。四川盆地四周全是山，“长途奔波，最常遇见的就是劫匪，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州里，都无法完全全避免”。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当初出川求学，为求一路安稳，不得不与成群结对的挑夫同行。镖局最初出现虽在山西，但其针对的正是路途的凶险。
王笛教授的写作带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每一章前会提出一系列读者可能关心的问题，每章结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梳理再总结，这种有始有终的写作方式常常能给读者以醍醐灌顶之感。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浙江会率先成为民营企业的天堂？王笛教授从历史中觅得一些蛛丝马迹：“清代宁波城市居民中，有五分之四是劳动者和商人，其余五分之一为知识阶层；到了20世纪初，城区内30万人中，60%从事商业”，“可见，商业人口在城市市民中占比之大。”
为了生存，底层民众只能像成都的杜二嫂那样，在哪怕逼仄的空间里，也不放过一丝生存的希望。“19世纪一位外国人在广州时，看到街道上门窗都是敞开的，屋檐都伸出一截。他同时比较了当时巴黎和广州的街道：在广州的街道上，商贩们本着对顾客充分信任的原则，将商品摆出来给顾客看，让顾客随便挑选，顾客们享受着充分选择的自由；而在伦敦或者巴黎的商店里，这是不太可能的”。遗憾的是，这样的商业精神并未能因势利导，发展壮大。
传统习俗往往蕴含生存的“智慧”。民国有“正不娶，腊不订”的风俗。因为正月走亲访友很忙，而腊月里忙着准备春节，娶亲订婚这样的仪式只能在农闲时举行。然而同样出于现实需要，这些风俗早就改弦更张，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由于平时工作忙难以请假，反倒选择春节回家结婚，至于“订婚”一俗早就送进了历史的故纸堆。
透过王笛教授的文字，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既有山川大海，也有纵横阡陌，大人物的叙事无以取代下里巴人的命运悲欢。相较于上层社会经常遭遇的血雨腥风，底层社会的变化则要漫长得多，也细微得多，有的历经岁月淘洗，跨越时空，最终沉淀为公众喜闻乐见的习俗。从这层意义上讲，习俗又何异于一部活历史。
禾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