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题材与改革文学的“合题”
在中国当代文学写作谱系里，工业题材作品一直是一种独特的存在，相对于革命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它提供的经典作品或许稍少，却往往构成一个时期重要的写作现象，并能够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如“十七年”时期的《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1980年代的《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新星》，1990年代后期的《大厂》《抉择》，等等，与之关联的概念“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已然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工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之一，以其作为写作的某一类“题材”，暗含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业这一生产体系、社会部门以及从业人员（管理者和产业工人）的想象和规划。在“十七年”的工业题材小说作品中，落实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业的改造和规划是其主要的意识形态指向；在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中，通过对旧有工业管理体制的“破”，“立”的是那个年代“走向现代化”的普遍愿景；在19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一写作潮流中，直面国企改革的阵痛，完成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产业转型并建立现代性的企业管理机制，是书写的历史背景，与此同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下岗、失业、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也是书写的主要内容——虽然这些问题在现实政策的层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如此说来，工业题材书写的一大特点在于其高度的“社会化”指向，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国家、社会与个人在特殊历史场域中的运行，并能够呈现出丰富的情感结构和精神景观。
进入21世纪，题材的分类法不再被视作一种有效的描述方式，当代文学写作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无法归类”的倾向。在这一过程中，社会问题被想象性地处理为故事、情节和冲突，价值立场被塑造为人物形象，审美被象征为结构和语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在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写作中，罗日新的《钢的城》可以称之为一部典型之作。《钢的城》以大型钢铁企业湖北临钢钢铁公司的改革转型为主干故事，串联起1993年至2018年20多年间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演变历史，塑造了易国兴、祝大昌、俞钢、祝国祥等40多个人物形象，遍及企业领导者、普通产业工人、技术骨干、民营企业家、无业游民，等等。借助对钢铁这一行业的全景式书写，罗日新的写作不仅回应了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也回应了19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带有总结意义的写作，“工业题材和改革文学”在此天然变成了一个合题，《钢的城》的写作由此具有了丰富的可读性：它一方面延续了1980年代以来改革以及改革文学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作为总体意义上的“改革书写”——从主题类型学的角度看，可以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绝大部分小说都是一种广义上的改革小说——在当下的症候和可能。
“危机”“效率”与“公平”
中国现代文学自肇始之初，就与危机叙事密切相关。无论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还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对“老旧中国”的“危机感”是其写作的源动力之一，而对这一危机叙事的克服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性装置，在这一装置下，其克服的低级阶段是“问题小说”，其克服的高级阶段则是“革命叙事”。“危机-克服危机-新的危机”不仅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要模式，同时构成了文学史前后延续的谱系。可以说，危机叙事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的重要传统之一。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书写中，由于国内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种介于“问题小说”和“革命叙事”之间的“改革叙事”应运而生。它一方面借鉴了“革命叙事”的浪漫传奇和典型人物的美学风格，另一方面又使对危机的克服至少在文本的范畴内可以获得自洽的解决。
当然，不同历史时期的改革叙事，其针对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具体来说，在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叙事中，其针对的是社会经济普遍瘫痪的危机，因而召唤一种“改革强人”，比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厂长乔光朴、《新星》中的县委书记李向南等，他们大刀阔斧推行改革，打破旧有管理模式，重新激活了企业和社会的活力。在1990年代的改革叙事中，其针对的主要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资不抵债、经营不力、产业结构落后，无法适应世界市场竞争的危机。克服这一危机当然也需要召唤具有现代管理经验的强大“个人”来推行改革，但是这些“个人”却很难成为“改革强人”，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克服危机的方法和逻辑。
罗日新的《钢的城》从1993年临钢的改革写起：万人大企业临钢入不敷出，发不出工资，生产停滞，易国兴临危受命出任厂长。在宣布任命之前，易国兴轻车简从，一个人来到临钢深入基层，巡查暗访各生产车间，并火线处理了一批消极怠工的工人。这些情节与《乔厂长上任记》里面的很多细节形成了“互文”，这难道又是另一个乔光朴的故事？易国兴在《钢的城》里面并不是一个“全能型”且“完全正确”的改革者形象，这一点是他与乔光朴、李向南等人的本质区别。易国兴虽然给人带来希望，却并非全知全能，相反，他有诸多人性的弱点：好大喜功，被下属蒙蔽，在临钢发展的重大决策上也出现了“放弃特钢炼普钢”的重大失误；他也缺乏乔光朴、李向南的人格魅力。易国兴作为敢想敢干的改革派，从到临钢推行改革开始，对他的怀疑、不信任和反对就没有停止过，比如刚开始减员下岗，就遭到了周厂长、鲁厂长等基层管理者的直接反对；转炼普钢，撤掉钢研所，遭到了党委副书记冯为泰的反对；要改建临钢的老大门，更是遭到了包括离退休老工人在内的普通职工的一致反对，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如果将“乔光朴-易国兴”理解为一个改革者的家族谱系，我们会发现，强人式的改革只会走向事情的反面，而集体智慧、群策群力才能真正保证改革顺利完成。
1990年代国企改革的大背景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强调“效率”，这种改革固然也指向现代化叙事的远景，但更多是与当下的产量、销量、工资、奖金等现实利益挂钩。
《钢的城》中，易国兴的改革正是以“效率”为其武器：“时移势易，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不砸烂铁饭碗，养懒汉，养娇子，那厂子只有死路一条”，为了达到“减员增效”的目的，易国兴大刀阔斧，临钢7万工人被下岗分流了近6万人！这一改革确实让临钢一度起死回生。但《钢的城》最有深度的地方在于它意识到了这种单一的“效率叙事”所隐藏的负面效果：历史虚无和主体矮化。前者指的是“效率叙事”往往会斩断历史，宣布一切从当下开始；而主体矮化则指在“效率叙事”中所有人都变成了工具人，是效率实现其自我扩张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基于对这些“效率叙事”负面的纠正，《钢的城》提供了以“公平叙事”来制衡“效率叙事”。在小说中，冯为泰、祝大昌等钢厂的子弟、老工人是这一叙事伦理的主要代表力量。冯为泰、祝大昌等人一方面支持易国兴的改革，因为他们知道改革是大势所趋，不改革临钢就没有出路；但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在改革中尊重临钢的历史、尊重在临钢长期工作劳动的一线普通工人，比如在产品转型上反对全盘放弃临钢的拳头产品特型钢，在下岗分流上反对“一刀切”让大量工人下岗，而是希望分批分步走，给工人找更多出路。
可以说，《钢的城》的主要矛盾冲突其实就是“效率叙事”和“公平叙事”的冲突，这一冲突其实也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发展所内含的原问题。《钢的城》以小说的方式将此问题予以了形象而具体的呈现。作为一个工人出身的作家，罗日新对工人阶级充满了深厚情谊，因此，“有公平的效率和有效率的公平”可能是他给出的答案，他把这个答案的实现寄托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并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工理论”中找到了思想资源。在易国兴卸任临钢总经理之际，冯为泰的一番肺腑之言可以说是对“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作了总结：“如果说你有问题，我倒感觉根源是心里只有效益，没有人。你把人当成了没有感情的数字，六万人，说下岗就下岗，也不想想这六万人下岗后怎么生活……可人都减了，企业还靠什么赚钱、靠什么发展？即便赚了钱，又有什么用呢？”易国兴对此幡然醒悟，在德国休假期间，他专门去特里尔小城瞻仰了马克思的故居。《钢的城》在寻找来时路的同时，克服了“效率叙事”，并发展出了以“劳工神圣”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改革叙事。
改革书写：南方、东北与中部
21世纪以来，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书写“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已呈现喷涌之势，文学作品如《平原上的摩西》《茧》《雾行者》《血色莫扎特》《南货店》《浪的景观》，影视作品如《铁西区》《钢的琴》《二十四城记》，等等。这些作品组成了一个关于1990年代的形象学，以大型能源型城市的衰败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最具有辨识度，其中，以王兵、张猛、双雪涛等为代表的“东北叙事”又最为典型。
《钢的城》完成于2018年，属于“21世纪关于九十年代的书写”的后发作品；从文学地理的角度看，临钢位于湖北黄石，相对于北方的山西和东北，以及南方1990年代改革的排头兵深圳、珠海等地，临钢属于中部区位。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发现关于1990年代的改革故事有三种叙事维度：第一是南方叙事，其主导是效率、成功、财富和走向世界；第二是北方叙事，尤其是东北叙事，其主导的是落后和走向消亡；第三则是中部叙事，其主导的是“有公平的效率和有效率的公平”。
在《钢的城》里，与“改革者”的故事并驾齐驱的，还有一群“下岗者”的故事。毛仁银、吴回芝、郑宏、叶老实、癞子等是这些下岗工人的代表，他们被下岗分流，经历过短暂的愤怒和失落之后，迅速行动起来展开“自救”。这一自救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继承了工厂“集体协作”的传统，他们成立新公司，寻找商业机会，一步步走出下岗的困境。他们坚持着朴素的道德伦理和阶级情谊。《钢的城》里没有彻底的失败者也没有彻底的成功者：易国兴一度是“改革明星”，但离开临钢的时候灰头土脸，被送了“千古罪人”的花圈；祝大昌离开临钢独立办厂，被视为民营企业的楷模，但因为管理不善，任人唯亲，陷入了民营企业“繁荣不过六七年”的怪圈；毛仁银、叶老实等是最基层的工人，他们的生活有过一地鸡毛的时候，但也总能渡过难关，绝境逢生。对文学来说，将这些都记录书写下来，让历史展示历史本来的复杂、痛苦和丰富，可能是对历史最大的负责。
恢复了的社会科学视野
对1990年代改革史的书写越是晚近的作品，其现代主义风格越发明显，对历史的理解也越发“个人化”。在这种情况下，罗日新的《钢的城》算得上是一个“异类”，他坚持用一种无区隔化的现实主义风格对1990年代改革史进行了一种“同一式”的描写，这当然使得《钢的城》在美学上显得非常传统，但也因此具有了可供“社会分析”的可能。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在追问中国革命道路时借用了长篇小说的形式。这一写作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反复出现，不仅仅是对“重大题材和重大主题”意识形态要求的直接回应，更重要的是，它已然构成了汉语长篇小说发展的内在性维度。它要求作家不仅仅善于捕捉“重大题材和重大主题”，同时更需要拥有一种“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将个人、时代进行综合审美转换。199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范围内对“宏大叙事”的排斥，这一“社会剖析派”式的写作慢慢被边缘化，而“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屏蔽。失去了社会科学视野的写作路径和长篇小说的琐碎化、平面化、庸俗化之间构成了一定的因果关系。
近年来，以《人世间》《装台》等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品试图重新恢复这种“失去了的整体视野”，罗日新的《钢的城》的写作和出版也可以视作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在现代工业门类中，钢铁产业一直是重中之重，钢产量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钢的城》对百年大型钢铁企业的改革书写，其实也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的经验总结，通过钢铁这个行业勾连起了纵深的改革历史和广阔的社会内容，用小说中的话来总结就是：“我理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一部长篇小说而言，《钢的城》书写和回答大问题的努力具有启示性价值。
杨庆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