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我在家整理书籍。看着搁在四楼玻璃架上父亲留下的旧书，一时茫然无措。书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那些原本色彩艳丽的各种演义书，仿佛穿过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蹒跚而来，又隐隐而去。
家人几次三番要我清理这些书，理由是：搁放了二十几年，我从未翻看过。面对这些辛苦搬过来的书，我羞愧得很。当废纸卖了，觉得可惜；留着，徒然占地、积尘。犹犹豫豫，挑挑拣拣，这本翻翻，那本看看，一整个上午，书撒了一地。突然，一套封面封底都是纯蓝色的4册《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跳入眼帘，蓝色已淡得近乎灰色，书页泛黄。在几十本封面人物勾勒生动的演义书中，它们显得沉静、内敛。“中国文学史”五个清秀的黑色行楷大字，封面上下两头用金线勾勒的藤蔓叶子花式，模糊中透出一股简洁、古雅的气息。
我惊讶于父亲还有这套书。一边翻看书页，一边寻查父亲留下的痕迹。书里常见父亲用蓝墨水勾画出来的句和段，字句旁侧偶现他娟秀的小楷。
我看到了阮籍《咏怀诗》：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俛仰怀哀伤。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着斯章。
他在“俛”上的间隙写上“俯”，那“俛仰”就是俯仰之意了；又在整首诗底下，写着“阮旨遥深，咏怀之下的喻世真意”。
他还在嵇康的《别赋》下，写着陶潜的“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父亲是爱书的。小时候，我没经父亲的同意把《宋氏三姐妹》与《镜花缘》借给邻居，邻居又转借给了同学。等我记起，问人家要回来，却只要回了一本皱巴巴的《镜花缘》，另一本无从追寻。结果挨了父亲的批评，他说：“你自己不看书，还把书弄丢了，这是双重的错。”至今，我还记得父亲严厉的样子。
在村子里，父亲还得了“书痴”的别号。那是1981年9月，阳江发大水。村民都逃往一公里外的阳江国营糖厂，糖厂就在东钵山下，那是附近地势最高的，与我家相距不过一公里。我和姐姐、弟弟在洪水还没完全淹没村道时，已走路到了糖厂亲戚家。隔天，洪水来势汹汹，不少低洼处的房子，水漫过了门楣。下午，洪水越来越大，处在最高位的屋子也进水了，留在家里观望的男人们赶紧砍竹、扎竹筏自救，往返搭救村民。
爸爸妈妈搭乘的是邻居的“创意”竹筏，底下绑接了四个空油桶。爸爸带着妈妈和小妹，还不忘将家里的成百本书装了两麻袋扛上竹筏。竹筏远离村子后，划到了小河与田野之间，水越来越深，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路。一不小心，竹筏一头入水侧翻，麻袋最先落水，爸爸追着麻袋也落水了。竹筏上的人惊慌失措，瞬间跟着纷纷落水。小妹当时四岁，吓得哇哇大哭。妈妈一边紧紧拽着小妹，一边冲着爸爸喊叫：“你还要女儿吗！”爸爸如梦初醒，赶紧游到妈妈身边，把小妹顶到头上。恰好有竹筏返回，把落水的人都救了上来。
惊魂定下来，那两个装满了书的麻袋早已不见踪影了。
落水后，父亲昏头昏脑去追书袋，而忘了去救小女儿的事，跟那只“创意”竹筏一样，成为洪水后村民们的谈资。妈妈生气又伤心，一提起这件事眼泪就流出来。爸爸一般不解释，看到妈妈伤心，才说：“别人啥都不知道，就当我是一个笑话。而你是懂我的，哪能理解为在我心中女儿不如书呢。”父亲既内疚，又心痛。一边要带小妹看医生，彻夜不眠地照看小妹，一边又惦记着那些掉落水中的书。
3天后，未待洪水完全退下来，父亲就蹚水到竹筏侧翻处摸寻，可是什么也摸不到。那几天，父亲一脸疲乏，神色冷峻，我们都不敢吭气。妈妈见父亲如此，原来满肚子的火气又暗暗咽了下去。水全退了，父亲又要到离家四十多公里的学校上课。村里人知道父亲的书掉水里了，有人捡到一两本会送过来，可是全被泥浆浸透了，书页零落，不成样子。周日回家，父亲白天一有空就到小路上找，但哪里还能看到书的影子呢。天黑了，父亲满身泥浆满脸汗水，落寞而归。
那时候小，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书。此后，父亲也不再提起。后来，母亲会跟我们讲起父亲教她读诗词的事，也会讲父亲读书的怪事，有快乐，有埋怨，也有无奈和惋惜。
我不足一岁时，父亲周日在家，照看我的任务自然落到他头上。有一次，父亲为了看书，拆下一扇门板，一头放在门槛上，一头着地，当我的摇篮。估计门板太硬，不久我就咿咿呀呀哭闹起来。我低声时，父亲一只脚放在门板下端，轻轻地踏着；待我大声哭起来，父亲便急促地踩踏门板，我的声音居然成了他踏脚的配乐。邻居过门不久的媳妇从田地里回来，估计还没见过我父亲，吓得急忙跑去告诉我妈妈：“你快回家，你女儿都被震晕啦！”妈妈急匆匆跑回家，父亲早已抱起了我，门板依然斜放在门槛上。
“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如此读书之趣，想必，父亲也是有过的，在那艰辛的年月里，书曾予他短暂的“逃离”。看着4本破损的《中国文学史》，我一本一本轻轻地擦去上面的灰尘，一股灼热感在指尖上、额头上流动。父亲的青春也是有梦的，为生活的辛劳所磨掉，像来不及吐绿就陨落的叶芽，隐没在岁月的灰尘中。
冯瑞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