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在观照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历史叙事的同时，开启人物群像的口述史研究，是因为我们深信，以往我们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对每一个个体的鲜活历史和深邃感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以致那些本该栩栩如生流传下去的历史无法显示自己的内在纹理。其实，如果历史的记述者能够考虑到底层的或自下而上的视角，就容易体悟到：每当宏大的历史车轮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中驶过的时候，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并由此埋下他或她未来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线；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宏大的国家叙事还是悲壮的民族史记，都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人的欲望和努力，但也缺少不了芸芸众生的生命历程的交相编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画卷上，如果缺少了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
从单纯的国家叙事，转向对个人表述的兼容并蓄，这样一种新的历史观的发展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口述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口述历史在当代的流行，既归因于历史学的转向，也归因于现代技术手段的便捷。所以，虽然几乎有关口述史学的历史追溯都会提及阿兰·内文斯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壮举，但口述史的真正动力却受益于英国社会史学倡导的“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传统，它使得从50年代起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前辈们对记录“普通”劳动者的经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后者而言，不仅最初的口述史学的流行有赖于20世纪录音设备和技术的进步——由此使得从中国社会代代相传的说书人到现代社会学的田野访谈者所进行的类似工作有可能获得方便的记录，而且当前“新的数字技术也正在改变我们记录、解释、分享和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并因此引发了口述史学领域新的范式革命。
在口述史学中，“口述”（oral）和“历史”（history）这两个概念的并置，既表明了口述者与传统历史记载的隔离性，同时也揭示了当这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时可能产生的颠覆性意义。尽管包括《荷马史诗》和《诗经》在内最早的历史是以口述的形态流传下来的，但在历史学或职业历史学家产生之后，普通的口述者或亲历者就被正统的历史排斥在外，后者关注的是帝王将相或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而包括贩夫走卒在内的普通人则成了历史研究中的边缘，在传统的历史中他们几乎占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叙事空间。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口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颠覆性意义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因为口述史学自出现之时即将普通人的生活及其经历作为关注的对象，由此使得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获得了个体体验的具体补充；其二，口述史学也让原先被忽视了的下层民众、妇女和少数族裔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意见、感受、荣耀甚至不满的可能。在口述史学诞生之前，不仅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中使用过口述材料，欧洲最早的一批经验社会的研究者也都是口述资料的娴熟使用者，如以研究伦敦的贫困现象著称的查尔斯·布思广泛使用了来自访谈的口头叙述。在口述史学出现之后，收集口述资料被用来训练学生们的历史感，而且收集口述资料推动了劳工等中下层民众的研究：这类研究不仅使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工成为历史叙事的主体，并且通过社会认同的激发，“导致某些大型厂矿和钢铁基地中集体性的传记写作群体的形成”，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同类研究的前导。
我们无意于用个人口述取代国家叙事，但我们相信个人口述起码可以起到为国家叙事“补白”的作用，它使得我们的历史不仅全面，而且更为生动。我们知道，在有关口述史的讨论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常常集中在口述史的真实性或口头资料来源的主观性上，这也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最大的区别。持实证主义立场的批评者坚信，人们的记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耄耋之年身体的衰弱、怀旧情感、采访者和被访者双方的个人偏见，以及集体的影响和对过去的回顾性叙事等诸种因素的歪曲”。更为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后期抛光和完全主观性的世界”。
站在建构主义的立场上，口述史既然是个体的生命过程、社会经历和情感世界的叙事，就一定充满了主观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但是，承认口述史及集体记忆的主观性和历史价值，并非要否认其历史真实性或客观性。口述史的客观性最浅显的表述，是任何个体的口述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访者所亲历的时代进程和社会状况，以及亲历者本人在时代及其变迁下的个人经历、体验与反省。虽然受社会、政治和相关处境的制约，口述者存在掩饰或歪曲个人行为或事件意义的可能，但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资料都可能存在的问题，绝非口述史料独有。进一步，有鉴于口述史的采集常常涉及同一群体的不同成员，这也为我们比较、对照和核实历史细节与生活事件的真伪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