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鲁迅先生，脑海中就是他“横眉冷对”的硬朗，想起儿时课本中，他在坟地里碰到“鬼”提脚就踹的无畏，看到他的照片，似乎很少笑，他似乎总是冷峻的，如同木刻画般的硬朗。
我在《两地书》中，却看到鲁迅先生的另一面。
《两地书》收录了鲁迅和许广平互相来往的135封书信，按北京、广州到厦门、上海到北京三个节点，分为三集。本书最初是在1932年12月由鲁迅修改、编辑而成，1933年4月在上海出版。
这本被称为“情书”的书，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辞呢，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仔细读来，不觉一叹：这绝对是情书，只有在爱情中的男人，才有如此柔情，尽管他是鲁迅。
缘起“驱羊运动”
这辑书信的开始，缘于“驱羊运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杨荫榆。
20世纪20年代，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大地上风云跌宕，新旧文化思潮涌动，站在斗争最前沿的一直是青年学生。弃医从文后的鲁迅致力于文艺创作，“因为文艺善于改变国民精神”。1922年出版的小说集《呐喊》奠定了他在文化界的地位，吸引和影响了一批进步青年。在北京大学和女师大课堂上，听课的学生更多。
1924年秋，女师大国文系三名学生暑假回家，因江浙军阀混战，交通受阻，未能如期返校，11月，校长杨荫榆勒令她们退学，并辱骂向她交涉的学生自治会代表。次年1月18日，学生自治会遂召开全校学生紧急会议，议诀从当天起不承认杨为校长。学生称这场斗争为“驱羊运动”。许广平和刘和珍都是学校学生自治会代表，自然是“驱羊运动”的领导者。
时年27岁的许广平可谓时代的弄潮儿。她幼年时就听兄长讲大义，略能识字，就喜欢看《平民报》，与妹妹步行十余里去求购新书，后又好读飞檐走壁的侠义故事，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平事。在天津上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新女性。
“驱羊运动”两个月后，她以“一个受教的小学生”给老师鲁迅写信，将一腔愤恨、苦闷尽诉于笔下，求教于这位教了她两年《中国小说史略》的先生。年轻的许广平，在信中称呼“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吾师左右”“鲁迅师”，尊敬之意溢于纸外，但她的落款很有意思，先是“你的学生”“学生”，在编号11的信中，她的署名变成了“小鬼”。
在前信中，许广平自称得到先生落于纸上的指教，比读书听讲好得多。又担心先生事务繁忙，“夹入我一个小鬼从中捣乱……”又“承先生每封都给我回信，于‘小鬼’实在是好像在盂兰节，食饱袋足，得未曾有了。”
因为“驱羊运动”两个多月没有进展，她对先生说：“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
鲁迅先生回复她：“‘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于是，“小鬼”成了许广平的自称，当然，前缀是“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
许广平和鲁迅先生相互来往的信件频繁，在深刻的思想交流中，两人慢慢地互相靠近。在鲁迅的教导与启发下，她的思想不断提高，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还写了大量揭露和批判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文章。有锐气的“小鬼”在驱羊运动中被校方“开除学籍，即令出校，以免害群”。
随后上海爆发五卅惨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学校举办集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集会时，许广平看到杨荫榆的车，高喊“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她在信中向先生自嘲道“你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羁到不可收拾了”。
从此，许广平在鲁迅那里有了一个专属名字——害马，即“HM”。
1926年9月，两人都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而许广平回到老家广州，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广州到厦门的信件中，师生已成恋人。
柔情 大师淘气
也许，心里有了牵挂之后，45岁的鲁迅在字里行间也体现出自己个性的另一面。
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是时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院秘书的林语堂发出的邀请，与他同行、同事的，还有好友孙伏园。在信中，除了依旧关心时局，谈论时政之外，生活的琐碎也多了些。
文字是表示内心的符号，一个人写出来、说出来的，总带着这个人的个性。
许广平曾在信中直言“愿作一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虽然并无大用，但也不妨摇几下旗子。”对于“马前卒”的自荐，鲁迅十分幽默地回复：“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因为我实无马，坐在人力车上，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
分隔广州、厦门后，一湾海峡隔绝不了彼此的思念，写信、收信，是每天的盼望。天天都到邮政代办所去看有没有信，收信后“高兴极了”。
楼下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为了试试刺有多大效果，鲁迅很是淘气地从铁丝上跳过，得到的结论是“刺是有效的，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并不深……”
对于这种调皮，许广平“亦不加以诰诫，因为我所学的是教育，而抑制好动的天性，是和教育原理根本刺谬的。”
异地恋，相思最苦，“书信的往来最是讨厌，既费时光，而又不能达意于万一”，而且还要计算着闽粤之间船只来往的时间，以便及时寄信。为了能让她早点看到信，他写完连夜赶到邮政代办所，将信投入邮筒，还担心室外的邮筒是否不及室内的邮筒准时开启。这样的牵挂，寄到收信人手里时，收到的应当是满满的甜蜜吧。但许广平“要下命令了，以后不准自己将信半夜放在邮筒中。因为瞎马会夜半临深池的，十分危险”。
许广平从广州寄了一方金星石的印章给鲁迅，为这方新印，鲁迅特意从上海定购了新印泥，被许斥为“多事”；收到许寄来的一件毛背心，他很高兴地说，穿在身上很暖和，过冬都不需再穿棉袍了。许在信中说他“傻子！冷了还是要加棉袄、棉袍的……”
对于这样的“命令”“申斥”，鲁迅是甘之如饴的吧，虽然他戏谑地回说“虽被斥为多事，亦不再辨，横竖被攻击惯了的，听点申斥又算什么”。只是，对于“广平兄”的每一个要求，他都做到了。寒假将来，鲁迅决定接受中山大学的聘书，前往广州。许在信中要求他将在厦门购买的物品，带到广州，除了广州的物价贵之外，“我也愿意看看那些用具，由此来推断你在厦门的生活”。回复很爽快，“至于器具……当带着，恭呈钧览。”“并尊来命，当面呈”。
鲁迅从厦门寄给许广平的最后一封信里，很明确地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我可以爱！”
这似乎是一句宣言，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许广平成为他的助教和粤语翻译。
情定 跨越生死
第三集的书信是两人定居上海后，鲁迅首次离沪进京，于旅途中所写，从1929年5月13日始，至6月1日，共19天，来往的书信达21封，不可谓不勤。
时隔两年之久，彼此间情投意合的两人，终于打破了旧的礼教，成为伴侣。此次分别，虽然短暂，但许广平心里是矛盾的，她一方面怕鲁迅跑来跑去太辛苦，那时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在津浦线上要走两天；另一方面，她又希望鲁迅到外面走走，既可以多听多看，又可活动身体，免得生活太沉闷，“不要拼命地写、做、干、想……”
这期的书信，许广平用了“象兄”来称呼鲁迅。鲁迅在厦大任教时，林语堂形容鲁迅“实在是一只令人担忧的白象……”许广平认为这是赞颂鲁迅“难能可贵”，于是戏称其为“象兄”。
南下之后的鲁迅，也许是因为生活有人照顾，也许是有了爱的滋养，到北京后，熟人都说他精神好，“比在北京时好”。
为数不多的几封信，都能看到他对自己的伴侣的柔情，“我独自坐在靠壁的桌前，这旁边，先前是有人屡次坐过的，而她此刻却远在上海，我只好来写信算作谈天了。”“得不到来信，稍觉怅怅……祝你在上海也睡得安适。”
鲁迅在琉璃厂淘到一批水果诗笺，给许广平写信时，他挑了两张不一样的纸。其中一张上面印有许广平最喜欢吃的水果枇杷，另一张纸则是画着莲蓬，题诗是：“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这样细心而真性情的大师，估计只有在这本书里才能看到吧。
1934年冬天，鲁迅在上海购得三册《芥子园画谱》，在和许广平共同欣常后，在首册扉页上题了一首七绝《赠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此时，距离他们相恋正好十年。
两年后，鲁迅逝世。1946年鲁迅逝世十周年，许广平曾写下祭文：“呜呼先生……十年恩情，毕生相遇。提携体贴，抚育督注，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呜呼先生，谁谓荼苦，或女如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这一诗一文，包含着两人风雨同舟、生死相依的深情，亦可以看作是《两地书》的延续。
丁逸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