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份，华为上市新款手机火爆出圈，引发无数网友关于华为突破5G芯片制造“卡脖子”的许多想象。自打华为被美国全面封杀以来，“卡脖子”一词便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2018年《科技日报》曾刊文，公布了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短舱、触觉传感器等35项我国被“卡脖子”的尖端技术，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深刻反思。
本书从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着重梳理了科技、资源、交通、规则和平台五大方面“卡脖子”问题。不过，本书没有仅仅局限于当下，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将研究视角投向遥远的历史深处，同时结合国际国内现状，见招拆招，分门别类地提出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可行性建议。
美国对我们“卡脖子”，许多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高端芯片——我国高端芯片90%需要进口，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因为美国断供禁令，销售出现断崖式下跌。此番华为虽然逆境重生，国内虽然有一些较为突出的芯片制造企业，但我国在芯片制造产业链方面仍旧面临多个瓶颈，高端光刻机的缺位首当其冲，芯片设计软件也是发达国家独占鳌头。
除了芯片，我国机床制造业基础薄弱。从国内市场看，“全球机床行业的龙头地位长期被日本、德国、韩国、美国所占据”，而国内机床龙头企业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近半数处于亏损状态。而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微球，以及农作物良种、种猪、种牛等方面亦不容乐观。
数字经济是下一个经济发展风口，但也是我国下一个极可能面临“卡脖子”的“洼地”。虽然近年来我国在根服务器建设方面有所突破，但数字经济中仍有许多关键环节技术为西方掌控。
前几年，“后发优势”一词曾火爆网络，成为后发国家弯道超越的重要标志。本书通过科学分析后认为，“后发”并非只有优势，实际上还有六大劣势，即路径依赖、修昔底德陷阱、基础不扎实、人才劣势、资源更稀缺、后发高速悖论。看不清劣势，追赶就可能迷失方向，甚至陷入越追落得越远的困局。
诚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卓有成就，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分别为瑞士、瑞典、美国、英国和荷兰，中国列第14位。“2000-2020年，日本共有19人获得诺贝尔奖，这表明日本在原始创新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我国目前仅有两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莫言还是获得的文学奖项。
知耻而后勇，知弱而图强。针对“卡脖子”清单，本书分类提出了许多建议。综合来看，除了行业方面的具体建议外，还要在人才、知识产权保护和场景应用等共同的短板上发力。人才是突破“卡脖子”困境的根本。华为之所以能被“卡”而不倒，逆境奋进，雄厚的人才实力是最大的资本。知识产权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值得深挖厚植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社会保护水平的整体提升，有助于激励更多创新。场景应用是一个创造市场的问题。如大疆无人机在农业方面场景应用最为突出的可能要数新疆，当地农民用无人机喷扫农药，大大提高了效率和作业质量。
“卡脖子”并不是被动挨打，在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一条产业链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弱国有时在资源等方面也可能掌握着得天独厚、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为此，本书还提出了一个更符合市场博弈交换规则的思路，即“对于特殊垄断资源或特殊领域，寻找可以交换的差异‘卡脖子’垄断环节，以此垄断交换彼垄断，相互制衡”。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卡脖子”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具有迎难而上的勇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国曾遭到西方国家各种“卡脖子”。“两弹一星”的成功，正是我国突破封锁取得的重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