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述史的方法，“小说课” 近年来在学界颇为流行。尤其在最近的十余年时间里，随着一些当代作家，比如格非和毕飞宇等人介入文学批评领域，“小说课”所预示的方法论变革也就愈发引人瞩目。基于这一学术背景，我以为中南民族大学吴道毅教授的新著《当代作家小说论稿》（以下简称《论稿》）十分值得讨论。个中缘由即在于，该书吸纳和拓宽了“小说课”的方法论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重述了当代小说史。
那么，“小说课”的方法论经验究竟是什么？
与当代小说史的传统写法相比，基于课堂教学应运而生的“小说课”显然是具有强烈的现场感的，它常常以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为经，以潜在的思想谱系和美学脉络为纬。虽然在叙述方法上因人而异，但总体来看，凡以“小说课”命名的各类讲稿，都普遍熔铸了作者的文学趣味和个人心性，因此它是一种彰显作者主体意识的历史叙述。相较而言，传统小说史的写作则更追求科学主义的“无我”之境。这是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当代小说若不成史，那么该学科的学术合法性也就会备受质疑。为达此目标，作为叙述主体的学者必定会偏向以史代论的治学之法——倚仗材料而非判断去给出结论，正是当代文学史家所谨守的叙述准则。
《论稿》一书，所论对象几乎覆盖了整个当代小说史，其中既有赵树理、丁玲和周立波等解放区作家，更有新时期星光璀璨的作家群体。
具体而言，《论稿》的方法论资源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微观的研究方法，比如《论稿》里经常用到的社会历史研究、心理学和叙事学等等；其二是宏观的方法论意识，比如作者对“政治/革命——启蒙/现代性——后启蒙/世俗化” 这一当代小说史传统叙述框架的超越意识。前者的操作性和后者的观照性，直接决定了《论稿》对作家作品的创新性解读。更准确地说，从作者的文学趣味和个人心性出发，在超越既定小说史结论的观念指导下，《论稿》以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重读了当代小说的经典作品。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以“独特的归纳和理解”，暗暗撬动了当代小说史牢不可破的叙述框架。
如果单从作者的文学趣味和个人心性来看，吴道毅教授显然不是一个西式的“时髦”学者。对他而言，传统文学的家国情怀、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和扎根大地的现实主义，最是其鉴读作品的兴味之所在。而这种“前理解”结构，也使作者的文学研究始终贯穿了一股浩然之气。《论稿》中的各个篇章，虽不乏繁复宏大的思想追问和曲径通幽的叙事探究，但通过追索那些记录了岁月风云和民族秘史的当代正典，在研读《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创业史》《艳阳天》《棋王》《废都》与《白鹿原》等作品的过程中，作者的趣味与心性也才能得以释放。因此《论稿》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本身就包含了作者不同于学界主流意见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主义的，同时也是熔铸了作者文学趣味和个人心性的研究方法，在分析新时期作家群体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学者王尧曾以汪曾祺的文学史境遇为例，批评过启蒙研究范式的话语霸权。相比之下，《论稿》充分考虑到了作品的独立性问题。比如莫言和余华、史铁生与苏童等人，彼此之间固然有不少相通之处，但他们各自的思想风貌和美学旨趣却大不相同。换言之，传统的小说史叙述致力于异中求同，愿意以思想的链条和逻辑的脉络去串联诸家，进而让当代小说敷衍成史。《论稿》却反其道而行之，既不追求普遍性的小说史规律，也不试图以整体主义的视角去概括作品，因此作者就更多地对小说细节做出了点评。而这种点评式的叙述方式，恰是小说课研究方法注重现场教学的形式反映，因为对文学教育来说，那种宏大的历史框架远不及丰富的细节让人沉醉。就此而言，吴道毅教授对新时期诸家点评式的解析，由于融合了作家生平、时代语境和文化背景等各种因素，因此也就能在细节碎片的缝补连缀中再现了当年的文学盛景。
比如谈苏童。按当代小说史的主流说法，作为新历史主义者的苏童，其实并不相信客观的历史真实，他的小说，往往凭借对历史的虚构与戏仿，从根本上解构了客观的历史真实。但在《论稿》的作者看来，苏童对历史的新解，并不是一种拆解一切的解构立场，而是在“虚拟的历史场景或历史剧情”中，“更真实地折射了历史的真实。”事实上，在主流的当代小说史叙述中，因启蒙立场形成的解构意识，不仅会将新时期作家定性为解构主义者，而且也会令中国文学里的政治情结、现实主义传统和古典情怀被深度遮蔽。从这个角度说，吴道毅教授以其精当的点评，重新恢复了当代小说在启蒙话语之外的诸多历史面向。而《论稿》这部融汇了个人心性与学理创新的“小说课”讲稿，也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