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和结构性议题，即文化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常见的讨论主题包括儒家思想、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的转型。事实上，连最寻常的汉字也因当时国家的危亡局面而成为问题，即美国学者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提出的：“中国文字是否与大写的现代性兼容？”
近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者大致可分为国语罗马字和方言拉丁化两派。两派都认同以拼音化文字取代汉字，汉字简化只是不得已的中庸之道。其中，汉字拉丁化运动尤为激进。20世纪30年代，受苏联等国家文字拉丁化运动影响，中国的左翼文化人瞿秋白、吴玉章发起汉字拉丁化运动，尝试彻底废除汉字，以拉丁字母书写中国话。该运动得到了陈独秀、蔡元培和鲁迅等人的广泛支持，并曾在陕甘宁边区尝试实施。20世纪50年代的汉语拼音（基于拉丁字母）和简体字改革亦属于汉字现代转型。
文字改革有诸多重要的政治考量，但一个关键的技术原因是：汉字是非字母文字，西式打字机无法处理。西方中心主义从一种笼罩的意识形态变为具体的字母文字中心主义，并为科技和机械所强化，如之奈何？在宏阔的汉字现代化历程中，从无到有的汉字打印机，不只是一场穿过荆棘的技术发明，更是汉字得以现代化的关键转折。墨磊宁的《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一书揭示的正是这一史诗性历程。
《中文打字机》除引言和结语外有七章，依次是“中文里没有字母”“格格不入”“谜一样的中文”“全新的机器”“没有按键的打字机叫什么”“掌握汉字圈”“QWERTY已死！QWERTY万岁！”“打字抵抗”以及“通往中文计算机历史与输入时代”。墨磊宁的研究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从发明电报技术到计算机技术出现，力图在技术语言学（技术是一种根植于语言且以语言为中介的技术类型）视域下，呈现中文书写如何通过技术革新被纳入全球信息现代化进程。
墨磊宁认为，新的字母文字处理技术的出现往往会使中文遭受新的挑战，表征为150年的“重复出现中国信息危机”。雷明顿打字机在19世纪80年代已颇为成熟，90年代行销全球，可以打印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亚美尼亚文和阿拉伯文等文字。但到1900年中文打字机仍处于幻想和漫画中，表现为一台充满异域性和他异性的庞大机器。20世纪初谢卫楼（美国传教士）、周厚坤（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致力于设计常用字打字机，祈暄（曾求学于纽约大学）试图设计拼合式打字机，但相关设计各有缺陷，皆未量产。2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舒昌瑜改进了周厚坤的研究，最终推出了量产的打字机，但成本高昂，使用极为不便，批评声一片。
这一时期，中国人虽然受益于白话文改革，但汉字的难识、难记、难写以及难找等问题仍未解决。事实上，在技术语言学视域下，中国文字改革（三大主题为简化汉字、推广白话文以及普及文字）并未推动中文的科技现代化。简化汉字并未使中文的电信号传播、活版印刷以及中文打字机更为简便，白话文和普及文字甚至使中文信息技术问题更为麻烦。中国尚未找到合适的技术方法以键入、保存、检索和传输汉字。
墨磊宁指出，中文与现代性兼容的问题并不全然由于“语言帝国主义”“西方帝国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而是根植于虚义文字和实义文字之间的形式的二元对立。虚义文字指“该书写系统的字素是无意义的语音成分”，包括字母文字和音节文字；实义文字是“该书写系统的字素是有意义的语言成分”（如中文）。《中文打字机》进而揭示了字母伪普世主义，即打印机的普世主义适于虚义文字，而不能及于实义文字。《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曾经在1913年刊载声明：“打字机乃适乎英文之发明，而非英文适乎打字机者也。”
到20世纪中叶，单切换键盘打字机仍是世界的霸主，汉字则被这种技术语言全然排斥和围剿。中文的语言特性使得中文的电报、打字机和计算机问题都不再是纯粹的技术传播议题，中文及其相关技术被不断重审。最终，以中文打字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突破了技术语言的一元化，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延续了汉字，一方面保留汉字的音—义—形传统，另一方面剥离、分解和重构汉字的“分类、检索、传输、物化、本体化，甚至概念化的方式”。汉字在字母霸权中生存至今，并日趋发展为一种世界语言。
墨磊宁在众声喧哗的20世纪现代景观中，努力勾勒了中文打字机的历史图景，这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文打字机史，却是更为贴近历史真相的描摹。打字机的历史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而是充满了斗争和不和谐。19世纪的语言学家认为缺乏名词变格和动词变位的语言是落后的，不适应进化；哲学家如黑格尔甚至批评汉语与进步社会和现代思想不相容。时至今日仍存在一种陈词滥调认为中文在技术语言上是荒谬的。唐德刚先生说中国要驶出历史的三峡，中文的现代性也踟蹰于模仿和他异性之间，中文的现代化历程似乎仍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