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书本，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还未入学时，在父母的教育下，我依稀懂得了“少小不努力，老来空白首”的道理，并认识了百余个汉字，还迷上了小人书，虽然不能完全看懂，却看得十分“投入”。只要有小人书看，便常常忘记吃饭，或者边吃饭边看。
遗憾的是，当我读小学一年级时，我亲眼看见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他们将抄到的各类书籍，不分青红皂白地付之一炬。看着那些小人书和一批“大部头”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我觉得万分可惜。很多人将“幸存”的书籍拿到供销社收购站或门市部卖，正好我母亲是一个门市部的负责人，常常收购到各类书籍。简直天助我也！于是，我便免费得到大批书籍阅读，如《小城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等等。一次，我“偷”了几本书籍和有兴趣的小朋友爬上鱼塘边的相思树上看，由于太专注，一不小心竟跌进鱼塘里。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幸好路过的一位农民伯伯将我救起。因为看书而学会游泳，真是名副其实的缘分。
初中、高中阶段，读书还是没有自由，书店里除了一些永远卖不出去的书外，很少有新作露面，我们只好借书阅读。那时，我们除了参加校办农场的劳动、文艺宣传队和球队外，学习轻松得很，因而有大量的时间去啃那些火砖一样厚的小说。这些小说构思奇妙、情节紧凑、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吸引了我时常在课堂里将小说放在桌底下偷偷地看，或者晚上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简在被窝里看。为此，多次受到老师的批评。一次，在劳动之余，我拿出《青春之歌》躲到树林里看，恰巧被教导主任看见。心想这次可糟糕了!好在我和主任关系不错，才使借来的小说免遭劫难，也没有给我带来麻烦。
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接受再教育”的行列，虽然算是参加工作了，但是每月只有八元钱生活费，根本不敢奢望购买书籍，我只好到处借阅，甚至手抄。1979年才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二次握手》，我早在1976年便读了手抄本。1979年《作品》刊登了陈国凯的力作《我该怎么办》。这篇短篇小说构思新颖，情节曲折，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人们争相传阅。但苦于僧多粥少，几经努力，还是未能借到。后来，听说化州城有个亲戚订阅《作品》，于是我不辞劳苦骑车十余公里前往借阅，但那位亲戚婉言谢绝，因为他家里有的人还未看。我心一横，决定将小说抄下来，经过几小时的“奋战”，终于如愿如偿。拿回农场后，大家互相传阅，感激不尽。1979年回城以后，有了自由支配的钱。更可喜的是，那些被禁锢多年的各类名著纷纷被解放出来，一批新作也陆续出版，使我也获得一种“解放感”。于是，我成了书店里的常客，每月的工资除了伙食费外，余下的都“交”给了书店。既可以随意购买书籍，又能名正言顺地看，对于一个嗜书的人来说是多么惬意啊!
俗话说：“亲身下河知深浅，亲口尝梨知酸甜。”读书多了， 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于是我拿起笔来，既写新闻稿件，又写报告文学、散文和论文、调查报告等。几十年来，在各级报刊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这也许与坚持不懈地读书有关吧。1993年以来，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我的报告文学、散文集，使我这个“书呆子”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