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河文明的版图中，《长江文明》的作者冯天瑜等人把长江文明与其他大河文明比较，展现共性与个性，仔细辨析了长江文明复杂演进的悠长历程。
就大河与文明延续的关系而言，长江流域较尼罗河、两河和印度河为优。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也很早就遭到北方游牧民族雅利安人的持续军事打击，导致古印度文明早早中断，之后在雅利安人的主导下开启了新的文明进程。在古代交通条件下，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的尼罗河流域，其原住民虽较长时间内保持了独立性，但终究无法摆脱希腊化和被阿拉伯人替代的命运。长江流域所处的东亚地区，地形相对封闭，因流域内部交通不便，上游（巴蜀）、中游（荆楚）、下游（吴越）居民的活动区域相对固定，早期文化在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了一段时期后，最终相互融合并汇成中华文化的海洋，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见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起步阶段，黄河流域接连不断的重大考古发现，使黄河是中华文明母亲河的固有说法得到科学的印证。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长江同样是中华文明母亲河的认知在学界逐渐达成共识。
自4000年前的夏朝直至1000年前的宋朝，位置适中、气候适宜、物产丰饶的黄河流域长期扮演着各大中央王朝，乃至南下游牧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和基本经济区，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长江流域。汉文化的核心地带长期处于黄河中下游，汉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以黄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为轴线，呈东西向，中国的几个著名古都长安、洛阳，乃至后来的开封等，皆分布在这一轴线上。
20世纪中期，考古工作推进到长江流域，一批重大考古发现证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的时间推定为距今七八千年。20世纪90年代，湖南道县玉蟾岩还出土了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早于黄河流域的粟作产生的时间。可见，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两大流域文化在起初是平行发展的。据长江流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长江流域各区域的文化也同样构建起了独立完整的发展序列。但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流域上游、中游、下游的早期文化全部陷入了低谷，此停滞期出现的原因至今仍为谜题。而到了距今3800年前后，黄河流域所在的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实现“苏湖熟，天下足”
长江流域在经过距今4000年前后的低谷期之后，一度丧失了中华文明总进程引领者的地位。但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整体上优于黄河流域。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北方人口多次因战乱南迁，长江流域不断得到深入开发，逐渐超越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
在夏朝稍前的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当时的原始农业以木石农具为主，技术简单，黄河中上游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和黄河水系的灌溉，得以蓬勃发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绵延不绝并逐渐融合；而长江流域则因其红壤的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而当时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稻作生产方式又较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胁，故其农业产出量不及黄河流域。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差异在进入青铜器时代后仍长期延续，直至铁制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终于摆脱了“火耕”，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部分地区还开始使用牛耕，出现了秧苗移栽与双季稻，灌溉农业模式也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日后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腾飞打下了基础。六朝时，长江流域的灌溉与防洪事业进一步发展，当地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形成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
唐朝“安史之乱”过后，长江中下游成为长安朝廷的财赋供应基地，其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开辟出了更多良田。到唐朝后期，江东人民从长期水田耕作的实践出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明显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夫的体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此外，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茶林间作与鱼草轮作之法，使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江南水稻区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宋朝时，江南的水田耕作工具已较为配套，起秧、碎土、稻谷扬净等都有专门工具，复种技术也较为成熟，加之当地兴起了圩田，唐末引自越南的较为耐旱的占城稻此时也在江南普遍种植，江南水稻产量又一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故南宋中期以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
维系中华文明持久生命力
长江从雪山走来，奔腾东流，倾注大海。但在近代纷繁复杂的全球化浪潮中，它却演变为一条自东向西推进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文化线路”。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列强沿长江逆流而上，强行闯入中国封闭的内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他们将沿江通商口岸自上海向西推进至上游的重庆，从而将长江流域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依托次第开放的沿江口岸构建起一条联系紧密的长江近代航线。
这条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近代航线，并非仅仅便利了西方资本对中国内地的经济扩张，同时也极大加强了沿江城市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沿江港口与腹地之间的经济互动，并自东向西传播着西方的文化与制度观念，开阔了内陆民众的眼界，令中国近代文化得以沿着长江不断向西推进。于是，这条西方列强为攫取巨额商业利润而打通的长江近代航线，也在事实上成了传播近代文化的“文化线路”，深刻地改变着沿江乃至更遥远内陆地区的社会面貌。
在认识到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之后，从19世纪60年代，晚清一批进步官员率先发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长江流域一马当先。洋务派的中坚人物都曾长期担任长江流域的地方督抚，他们纷纷在自己的辖区内引进西方机器和技术。在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和洋务运动的激励之下，长江流域的近代工商业迅速走到了全国的前列。中国近代中期最重要的两大工商业基地，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交汇地带，皆位于长江流域。
此后，长江流域以前所未有之势，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