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世界文化史上精英荟萃的时代。大唐诗人星罗棋布、高峰迭起，若论谁为第一，恐将陷入永无休止的争论之中。那么，不妨换一个问题：谁是唐诗第一人？
《唐才子传》中，将“六帝”排在了最前头，“六帝”当中居首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除此之外，还有玄宗、宪宗、德宗、文宗、僖宗。他们都在处理国事之余，也用心作诗，且诗都写得不错。当然，这不是说“六帝”能超过其他唐代诗人，而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既然皇帝喜欢写诗，天下自然写诗成风。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李世民是一位千古名君。而对历史稍熟悉一点的人还知道，他堪称一代战神。那么，作为诗人的李世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他是如何影响了唐诗接近三百年发展进程的呢？
其实，李世民写诗的事，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个不会写诗的皇帝不是好偶像。”
李世民写诗是认真的，其认真程度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从隋文帝杨坚开始，风格柔弱萎靡的宫体诗就被置于批判的位置。李世民出于政治考虑，公开表态说自己也跟杨坚一样，但他内心对江南文化情有独钟，尤其喜欢宫体诗。每次写完诗之后，李世民还喜欢跟大臣探讨，尤其是小范围内的私聊。他私聊的对象主要是虞世南、魏徵、褚亮、李百药、上官仪等人。
虞世南是老一辈诗人，自幼生长于江南的陈朝，其诗歌早年便受到宫廷诗大师徐陵和江总的青睐。他还曾出任隋朝的秘书郎，也为隋炀帝写过诗，声名显赫。对于虞世南，李世民向来高看一眼。这种“高看”里，既有文学青年对于诗坛前辈的由衷仰慕，也有一种政治表率意味。比如，他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听着都有些肉麻了。
但虞世南对李世民并不总是言听计从。他知道皇帝此刻更看重什么，不会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上。比如，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刚写完一首宫体诗，兴致正高，就命虞世南和诗一首。虞世南当场拒绝，他先恭维李世民的诗写得好，接着就开始了劝谏行动，说陛下您自己写宫体诗不要紧，但这要是一流传出去，天下人都跟风而写，大唐的诗风可就坏了。所以，他不敢奉诏和诗。李世民也赶紧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说：“朕试卿耳。”不仅如此，他还重新写了一首诗，“述古兴亡”，充作表率。
这样的文学交流，体验着实不佳。而给李世民“不佳”体验的，并非虞世南一个。另一个典型代表是魏徵。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魏徵也是一位诗人。只不过，他的诗跟他在史书中留下的“人设”高度一致，都板着一张脸，似乎从来都没有笑过。某次，李世民在洛阳宫里的积翠池，与魏徵宴饮一番。喝得兴起，他赋诗一首，里面掺杂进了一点消极思想。魏徵抓住机会，当场写了一首长诗，规劝皇帝要自重，不要在诗里乱说话。李世民马上醒悟，说“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充分肯定了魏徵的谏言。
将心比心，写诗还是为了快乐，即便写出来请人“批评指正”，内心深处也不希望真的遭遇猛烈批评。所以，假如李世民周围全都是虞世南、魏徵这种人，见一首批一首，见一首劝一句，那他还会开心吗？还会主动交流“创作心得”吗？当然，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员，是不想从皇帝的难堪中获得成就感的。
比如，跟褚亮私聊时，李世民就是很惬意的。褚亮是杭州人，出身江南世家，他有一个儿子比李世民大两岁，后来名声很大，叫褚遂良。褚亮写过一首咏花烛的诗，其中最后一联非常动人：“莫言春稍晚，自有镇开花。”后来，李世民也写了一首类似题材的诗，怎么看都像是把褚亮的诗给扩写了。后世不少人指责李世民抄袭褚亮。然而，究竟是李世民抄袭，还是褚亮自愿献给皇帝，乃至直接代笔，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唐才子传》把李世民排在“六帝”之首，绝不是奉承他，更不是讽刺他。李世民确实是有诗才的。只不过，在以他为核心所建立的这个宫廷诗人圈子里，他只能充当一个形式上的核心以及实质性的酱油角色。他的尴尬不在于地位，而是错位。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才华不仅与当时的圈子不适配，也与他自己的审美不匹配。
比如，李世民的代表作是《帝京篇》。这是由十首诗组成的“组诗”，但真正好的只有第一首，而最好的又是开头前两句。“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气魄极大，可往下越写越拘束。李世民真的太认真了，也用“认真”二字拴死了自己的诗魂。
时代和地位限制了李世民的想象力：他的内心沉迷于南朝的宫体诗，而他显然不具备那种技巧；他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写教化诗，而内心又不愿接受这种约束。他本来可以而且只擅长做一个纵横无忌的豪放派，而他却偏偏喜欢并被群臣“捧”着，拈起了绣花针。这样一种错位，造成了“诗人李世民”一生的遗憾。他的诗也发生了巨大的分裂，这种分裂摧毁了他的文学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