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数字，古人对于“三”的钟爱，明显超出其他数字，“三生万物”“三生三世”“三阳开泰”“三顾茅庐”……数“三”传统根植于方方面面。古今大儒文豪论说读书，也有“三”说，“三余”“三上”“三多”“三到”“三有”“三味”……无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与鞭策。
三国著名史学家鱼豢的《魏略·儒宗传·董遇》记载，汉代董遇“性质讷而好学”，“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终成大儒。有人慕名向他学习，他不肯教，曰：“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别人叹气：只是苦于没有时间读书。他答，当以“三余”时间读书：“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余”，残剩的，零散的，此处指空闲时间。董遇是在告诉来人，冬天没有多少农活，这是一年中空闲下来的时间；夜晚不必下地劳动，这是一天中空闲下来的时间；雨天不方便出门干活，这是农忙中空闲下来的时间，“冬”“夜”“阴雨”这“三余”，就是我们应该抓住的读书时间。
北宋文豪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中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马上、枕上、厕上，此为“三上”。他读书治学不仅有“三上”之说，还有“三多”之说：“为文有三多，看多、证多、商量多也。”即多看书学习，多写作练习，多与别人商量切磋。正因为他酷爱读书，手不释卷，见缝插针、惜时如金地利用好了这“三上”的碎片时光，又勤于动笔，肯向他人虚心请教，政事缠身的他才能在工作之余，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开创了历史上的一代文风，留下了《醉翁亭记》《秋声赋》《卖油翁》等许多经典名篇，成为“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大家”之首。
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训学斋规》中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因为，心思不在书本上，眼睛就不会仔细看；心和眼不专一，而只是散漫随便地读，一定记不住内容，就算记住了也记不长久。而心、眼、口这“三到”中，心到最重要、最关键。只要心神集中了，眼和口岂会不集中呢？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和教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览经史，著作宏富，临终前一天他还在修改《大学章句》，现存著作总字数约2000万字之多，是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人。他提出的“三到”，即心要悟到，眼要看到，口要读到，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准则。
另外，曾国藩曾提出读书“三有”：“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王国维提出读书“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鲁迅少年时求学的私塾叫“三味书屋”：“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
董遇、欧阳修、朱熹等这些在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无不在告诉我们：要善用“三余”“三上”时间读书，以“三多”“三到”“三有”态度读书，尝得读书“三味”，到达读书“三境界”，从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