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的《此情可待——李商隐的人生地理》全书共八章，每章节均以李商隐的诗为名，记录了他短暂而曲折的一生。
很多名人传记，堆砌、罗列枯燥的史料，犹如一个冷眼旁观者，搭建出了一个没有血肉没有呼吸的干瘪骨架。但这本书迥然不同。作者另辟蹊径，追随着诗人一辈子的行踪轨迹，深情的笔触自如地转换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既有思古之幽情，又有现实的观照；旁征博引地追忆李商隐人生经历的同时，又生动而细腻地记录了作者在行走中感受到的万家灯火及人生微澜。这本书，把田野调查、文献钩沉、诗文解读和场景还原，融为一体，真实而生动地复盘了诗人的一生，使读者看到别样的李商隐。从地理的角度，抵达诗人内心的隐秘角落，照见他的喜怒哀乐、升降沉浮，以及他收藏于诗文中的泪水欢笑。
不计代价的爱情
相比于初唐、盛唐大师云集的盛况，李商隐是晚唐诗歌天空中几乎唯一光芒四射的巨星。
然而，他终生未挂朝籍，终老于幕府。在唐朝中后期，约有三分之二的宰相做过幕僚，而且唐代幕僚是“在编的国家公务员”，由地方大员聘任，由朝廷授予名义上的职务，以表明品级高低。
李商隐精史学，咏史诗是他的重要特色。同一题材，同一个内容，他喜欢反复抒写，有不少题目相同或相近的作品，这在其他诗人那里颇为少见。他的诗歌写实性不强，更多的是写意，多借助典故和隐喻，不仅晦涩难懂，而且常常欲言又止。这也是他的诗具有多重性与歧义性，并引得后人聚讼不休的重要原因。“诗言志”，李商隐的这些欲言又止，何尝不是他挤在夹缝之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叹息呢。
李商隐生于河南，也死于河南，他短短47年的人生中，从河南出发，到过江苏、浙江、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等地，具体涉及的城市有几十个。
现在看来，李商隐是个旅游达人，然而，在从前车马很慢的年代，这种宦游，更意味着漂泊。千年之后，作者重访他去过的城市，探寻着诗人为什么会成长为他而不是其他的人的原因。
如果说，提起苏东坡，就会想到“乌台诗案”，说起李商隐，当然不能不说“牛李党争”。
李商隐的人生，与令狐家族有着深刻的羁绊。
他幼年丧父，因才华出众，17岁时被牛党巨头令狐楚聘为幕僚。对李商隐，令狐楚不仅是府主（雇主、老板），还是慈父，使他生活稳定；更是老师——亲自教授应用文写作。对令狐楚的提携栽培，李商隐自感“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与其子令狐绹一起读书，“出则同车，止则连席”，情投莫逆。跟随令狐楚，李商隐学到了赖以谋生的绝技，并在其帮助下，参加科考，26岁进士登科。
李商隐少年成名，诗文双绝，才华横溢，又受知于令狐楚、崔戎等达官显贵，加上时代风尚所及，自然如李白、杜甫等前辈一样，怀抱远大政治理想。然而，终其一生，他除了在秘书省短暂地任职九品官外，绝大多数时间都游幕诸侯，撰写公文和应酬文字以安身立命。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他郁怀一生。
李商隐与夫人王氏的婚姻，是他郁郁一生的注脚。
李商隐年轻时滥情，但27岁娶了王氏后却专情。于他而言，王氏不仅姿容艳丽，而且与自己声息相通，是妻子，亦是知音。然而，世上安有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娶了王氏，意味着李商隐身上打下岳父王茂元的标签，而王茂元是李党的中坚力量，与令狐家族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
品尝了爱情甜果的李商隐，不得不咽下前程黯淡的苦果。婚后，李商隐在吏部选试中落榜，因为执政的牛党认为“此人不堪”，并视其为势利小人。他自此处处遭受牛党打击。于牛党，他是叛徒；于李党，他是异己。其实，他从不曾真正属于哪一党，牛党也好，李党也罢，他都若即若离，因此承受了更多的打击，遭受了更多的挫折。十年间，李商隐宦游于几位封疆大吏府中，为养活病妻幼子挣一份俸禄。
李商隐一辈子的沉与浮，都身不由己，他的命运之舟，始终由别人掌舵，特别是令狐绹。
不甘卑微的挣扎
性格决定命运。李商隐的性格如此矛盾：既骄傲又自卑——骄傲于才华，自卑于出身。他敏感中夹杂着固执，懦弱中透露出坚忍。
37岁时，为了生存，李商隐佝偻了自己的脊梁。
那一年，原本只是吏部中层的令狐绹，升任皇帝的大秘。
李商隐用典雅的词句、工整的对仗，写了一首诗给令狐绹，对其高升表示由衷的羡慕和赞美。他曾解释过，自己做“李党”幕僚，实在是为生活所迫，并无政治野心，内心深处，他希望故人看在旧日的情分上，拉自己一把。
然而，他对李党李德裕心怀景仰，曾在李德裕的文集序言中，总结了其六大历史功绩，称“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也因为这篇序，牛党视其为“彻底的背叛”。不过，他对少年时的同窗，仍然抱着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
事实上，当李党全面溃败、牛党最后获得胜利时，李商隐仍在努力与令狐绹重修旧好。他固执地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拜访，坚持不懈地解释，坚持不懈地献诗，就能得到令狐绹的谅解，自己的仕途就会由荆棘小路变成通衢。
绝望中的希望和希望中的绝望，是李商隐经常独自品尝的人生滋味。李商隐的乞求、谄媚，都未能打动令狐绹。
终其一生，李商隐对一些身居高位者心存幻想。也许这是他少年时受知受惠于令狐楚留下的“后遗症”。晚年时，他入川在柳仲郢府作幕，为另一位牛党高官杜悰献诗，“好向金銮殿，移阴入绮窗”。为了歌颂，在献诗中，他不惜中伤自己原本十分景仰的李德裕。虽然他有苦衷，但的确让人对他的两面性和软弱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敏感、软弱、富于幻想的诗人，他的一腔热情总是被迎头浇上一瓢接一瓢的冰雪水。
不同寻常的知识
年长李商隐40岁的白居易，致仕洛阳后，这位文坛老前辈对名不见经传的李商隐青眼相加，发自内心地喜欢他的作品，两人成为忘年交。好巧不巧，白居易去世那年，李商隐的儿子出生，于是，他给儿子取小名“白老”。
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才思敏捷，恃才自傲，也因得罪令狐绹，一生屡试不第，游幕多年，其潦倒甚于李商隐。文学名声上，温李齐名；命运上，温李相仿佛。他们互为参照又互为镜像，在对方身上，既看见了自身的才华与潦倒，也看见了自身的骄傲和不合时宜。
李商隐一生志存高远，却始终沉沦下僚，这自然是极大的不幸。万幸的是，他先后服务的几任府主，从令狐楚到王茂元，从崔戎到郑亚，从卢弘止到柳仲郢，都因敬重他的才华而对他不薄。
人生地理，写城市古今的变化、参照，也写唐朝的城市建制——坊市制。看唐朝城市的建造、管理，也能看到唐朝时期的休假，参加他们的宴会，一是皇帝赐宴：国家法定狂欢节、节日赐宴及其他赐宴。二是会食，相当于各单位的工作餐。三是同僚聚会。唐朝时，朝廷鼓励官员吃喝，甚至专门拨经费。
影响了李商隐一生的牛李党争，作者追溯到“甘露之变”事件：中唐之后，朝廷有两个心腹大患，一是藩镇割据，一是宦官专权。作者说：个人执念大而化之，进而影响时代，而时代又反过来影响更多相关者或不相关者的命运。比如李商隐。
作者还用一定的篇幅写唐朝的政治格局、地域格局，以及科举考试的规则，古时的婚丧嫁娶的风俗，等等，使读者能从这些文字中，读懂李商隐为什么会长成不同于别的人。
有人说，中国文人大概要经过三个阶段：年轻时，信奉儒家的入世哲学，追求功名利禄；到了中年，经历一些挫折后，有所醒悟，开始信奉道家；年岁渐长，要超脱，佛家就来了。李商隐在27岁以前，放浪形骸地边恋爱边在玉明山上学道，中年妻子病殁后，仕途无望、人生无趣的他，转向了佛家的虚无与空寂。而他留下的那些诗歌，无论是哀婉的追怀还是忧伤的自语，都是他抵抗荒诞和幻灭的重要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