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中秋过后，凉风劲吹，小朋友就开始扎起风筝（我们叫“纸鹞”）到田垌或晒谷场里放飞了。
我第一次放纸鹞，是自己亲手扎的一架“白鲳”（也有人叫“蒲鱼”）。这种纸鹞制作很简单，用一条薄篾弯一个大半圆弧，再用一段线绷住，又在正中加条直篾固定（这叫“鹞直”），然后用纸裱上，接着加一条或三条纸带作鹞尾，再用线在鹞直上安个线叉（俗叫“鹞落”），就可拿去放飞了。无钱买纸，我便到村塾中捡字纸；没浆糊，就用粥粒；无钱买线，就叫母亲用麻丝搓一条。母亲搓的麻绳不长，我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放得高高的，纸鹞只在头顶上空飞舞。我常常想，如果有钱买线，一定会比他们放得高得多。
到了重阳节那天，到处都有人放纸鹞，有的大人放“龙珠”（后来又叫“灵芝”），既飞得高，又生猛，上面那条弓弦铮铮地响着（“风筝”之名大概由此而来吧），那情景真叫人快意。小朋友则高兴地唱着：“九月重阳考鹞高，冇都鹞线续头毛。三瓮头毛四瓮线，上到天公那处途。”
到上学的时候（村中的私塾），我已经会扎鹰（俗叫“崖婆”）风筝了，用毛笔画上眼睛、羽毛，放上天去，真像一只大鸟，无比生动。有一个大人见了问我，这纸鹞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我说是自己做的，他还不信呢。
后来，我走学到平冈圩的小学读书。上三年级时，我扎了一架蝴蝶风筝，绘上彩色，美丽得很。那时候，大多同学都把自己的纸鹞存放到班主任的房间里。有个家住圩里的同学，偷了我的“蝴蝶”并加以改造被我认出来，他却横蛮否认不肯给回我。他是“地头蛇”，我是穷孩子，被欺负了也只能是欲哭无泪。
上四年级时，一次一位毕业班的同学放了一架特大的“龙珠”，飞得高，弓的鸣声也很大。他是把线头系在操场篮球架上，任它自由飞舞，自己则在教室里学习。我见那纸鹞忽左忽右地飘舞，弓弦也随之发出忽高忽低之声，真是赏心悦目。我既感有趣又羡慕，就好奇地用手去牵牵那线有多紧。谁知“啪”的一声，那条线竟突然在近我手处断了。我吓了一跳，眼见着那架风筝如流矢般飘飞远去。这时已有人告知那位师兄了。那师兄立即走出来，记忆中他身材魁伟、目秀眉清，长得很帅气。旁边一位小同学指着我说：“就是他拉断的。”那师兄虽有些惊愕，却无愠色，只是平静地说：“算了，由它流去吧。”而我则呆若木鸡，也不会说声“我是无意的，对不起。”心里只有万分的感激。我想，他是个大好人，将来必然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果真，后来就听说他到美国读书去了。
慢慢地，大人们开始没有那个时间和心思放风筝了；再后来，连少年人也不做纸鹞了。有时只见几个不知愁的小童，用劈开的几条菅草或稻草续作鹞线，系着一块字纸或烂书纸，在村道上奔来跑去，脚步一停，“鹞”也落地了。我见了那情景，心里总是酸酸的。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当民办教师，工作特别忙。我的孩子要我给他扎架纸鹞，我没心思，只好用一段薄篾扎个圆圈，用块旧报纸卷个圆筒，一头糊在篾圈上；花二分钱买了一排缝衣线，系在篾圈的一边，就让他们去放飞。这种纸鹞制作极为简易，虽被讥为“屎桶”，但风一吹，就飞上了。孩子们觉得很高兴，我的心里则有些难过。
改革开放了，放风筝的人又多了起来。1980年我第一次带着学校的少先队员们登高赛纸鹞。纸鹞各式各样在空中飞舞，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欢呼着、评说着。我的诗兴一下子就来了，口占一绝云：“十五年来讳纸鸢，今重登顶顿陶然。鱼翔鸟翥天何阔，红领黄花点大千！”此后，市里几乎每年重阳都办风筝节。1990年重阳风筝节，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到阳江观赏风筝。那时虽在望瞭岭举行，场面也极其隆重热闹。因有感慨，节后我还作了一首题为《风筝节喜迎宾》的回文诗加以记述：“天高播爽送风凉，岭上迎宾醉菊香。千万鹞飞齐带彩，九重霄映遍辉光。弦筝响处云呈瑞，序雁过时线纵长。鸢戏客欢同玩赏，谊深交贺喜眉扬。”许多人读了都称赞，连旅居在美国的文艺大家张家修先生也千方百计查到我的电话号码，来电夸我说：“不知阳江还有这样的人才！”这并不是证明我聪明有才学，如果没有极佳的心情，即使脑子有点墨水，也是写不出来的。
鸳鸯湖畔的南国风筝场建成后，地方党政对风筝文化更加重视，竞赛势头更加浩大，情景更加激动人心，年年都可说是万人空巷、盛况空前。风筝的式样也逐年更新，有的还焕发出科技之光，真有催人奋进的感觉呢！
去年，连我这个八九十岁老头也凑热闹，作了一首诗以抒怀：“圆梦奔康日正中，今朝鸢赛兴弥浓。身虽老迈心犹壮，臂翼张开趁好风！”
今年，国家、社会各方面气象更好，人们更加喜气洋洋，我同样以诗咏之：“仙湖潋滟醉风清，彩鹞云裳喜气萦。万线放飞强国梦，千筝谱出凯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