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皮肤黝黑,面相粗犷,却不是一个好农民,甚至连做农民的孩子都不合格。
插秧不成行,除草锄掉苗,田地里的农活,没有一样是我拿手的,就连用扁担挑水,我也掌握不了平衡技巧,常常被甩得像个醉汉,一路趔趄。幸运的是,我喜欢读书,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只是那些年条件艰苦,阅读成了蹭读。
我们村前面有条公路,公路另一侧有个教学点,那里有一间大教室,一二年级学生挤在这间教室读书、写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共享教室。还有一间小房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仓库。40多名学生来自附近3个屯,老师只有一个,是我们屯跛脚的代课教师。还没有到读书的年纪,我就常常溜到教室窗外,蹭课。那个年代,填饱肚子是村里人最重要的事,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往往都是放养。读书学习就像喂鸡,在草丛里撒下一抓谷子,吃不吃,吃多少,全凭各自本事和运气。我就是那只贪吃的鸡,在入学以前,就喜欢上那些朗朗上口的古诗了,虽不明白诗歌意思,却也能背诵不少。启蒙老师检查学生背诵时,遇到卡壳或背不下的,就会把我叫过来,让我背诵给那些学生听,然后训斥“人家还没上学都能背,你白吃几年饭了。”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我越发喜欢上古诗和课文。
进入三年级,就要转到几里外的中心小学读书。我的同桌是个故事迷,每天带着几本连环画到处炫耀,他让同学们围成圈,他坐在中间讲连环画里的故事。我不喜欢听故事,想自己看书,同桌却不肯借,甚至他看连环画也时刻提防着我,一旦我伸头过去,他会马上把连环画合起来。有时我实在太想看,就会挪到他旁边,守着他等待蹭读。很快他就会烦躁,把我推到一边,并大声告诉我想看书就自己买,或者拿一本他没看过的连环画进行交换。这些我自然都做不到。
用劳动换取阅读权,这是我俩的交易。我需帮他家剥一筐玉米,才可以看一本连环画。给玉米脱粒是农家常见的工作,一般都是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负责。夏季采收回来的玉米,在烈日下暴晒三四天,玉米粒已有所萎缩,粒与粒之间有了缝隙,剥起来相对容易些。先是把晒干的玉米棒放进蛇皮口袋里,每次放二三十个或三四十个,然后提起蛇皮口袋猛甩打地面,数次之后,将蛇皮口袋里的玉米倒出,多多少少都脱落了一些。再用一字起子,对着玉米棒铲出一排,这个工序需要技术和力量。双手配合,一手握着玉米棒,一手拿着起子铲,两手都得用力。力气小了铲不动,力气大了或配合不好,容易戳对手。一个个玉米棒都铲出一排后,再手剥,剥玉米粒时,用大拇指紧压着最外侧的整排玉米粒,再用力掰,依着拇指手掌的长度,十多颗玉米粒就此脱出,小孩手短,往往需要两三次才掰下一排。到了剥玉米的季节,大家的拇指几乎整天又红又肿,像是被马蜂蜇过,严重的连笔都拿不稳。
为了看连环画,我跟父母谎称去同学家玩或者说去外婆家,中午到同桌家,匆匆吃一碗他家的粥,有时粥也吃不上,就开始剥玉米。中午时间短,剥一个小时就要赶回学校上课,因此需要剥两三天才会完成一筐的任务。为此,我不得不学着品读,对着图画在脑子里想象,想象文字外的东西,猜测故事的走向,好延长这劳动换来的阅读。
至今仍记得那些连环画,有杨家将系列和岳家军系列,连环画里的杨门女将、杨宗保、穆桂英、佘老太君、岳飞、岳云等人让我热血沸腾。还有《董存瑞》《鸡毛信》《雷锋》等红色故事当时也受小伙伴们追捧,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佐罗》。佐罗平时以普通人身份跟大家生活在一起,每次战斗时,他都会蒙面出现,骑着那匹叫龙卷风的黑马,鞭子和圣剑是他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武器。故事中,佐罗常被高额赏金通缉,但他非常理智聪明,那些官员不仅抓不到,还要常常被佐罗当面羞辱一番。至于那些作恶的坏人,佐罗总会用剑在他们身上划下字母“Z”,镇上的人都称他为“佐罗”。与中国传统武侠故事不同,我被异域风情的故事、人物对话、环境场景所吸引,幻想着自己也能身怀绝技,幻想着有一条大黄狗陪伴自己,一路行侠仗义,成为“佐罗”一样的英雄。
连环画的吸引力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升入中学后,通过各种形式,我从同学手中借到《故事会》《读者》《辽宁青年》,迷恋上那些细腻而朦胧的感情。那些年,我身体里似乎藏着两只饕餮。山海经里面说,饕餮是上古四大凶兽之首,凶恶贪吃,似乎怎么也吃不饱,见什么吃什么,饿急了连自己的身子都吃。这两只饕餮,一个在胃里,每天不停地找食物。另一只就在脑子里,专食文字。书包里的课本远远满足不了它,又把我的双眼当作它的鼻子,翻箱倒柜嗅找散发墨香的文字,大姐那些算命、手相的书,还有印着上等吉日、诸事亨通的日历片,都成了代餐品。
书看多了,我就膨胀起来。从小学三年级有作文课开始,我常常被老师带到讲台上,一再表扬,作文也被当成范文,虚荣之心得到满足。到了初中,我在一本借来的杂志中缝里发现了“秘密”,瞒着同学老师,把自己的作文邮寄过去。毫无悬念,我用三十多块钱换来了一个“特约记者证”,当杂志社再一次提出交五十元时,我才知道自己上当了。那三十块钱,是弟弟挑矿换来的。弟弟小学六年级就早早辍学,相对于读书写字,他更愿意在烈日下暴晒、田地间耕种。他对我爱看书会作文很清楚,甚至一度引以为傲,当我跟他要钱办证时,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这种支持,至今仍令我惭愧。
就是这样的读书机会,我也差点没能抓住。刚进入初二,我们村附近新建了一个选矿厂,村民们等着货车来运矿,将矿池里的矿砂挖出,挑到车厢里,一车几十吨,每个人有五六块钱收入,一天下来,他们能挣二三十块钱。
在金钱面前,很多人经不起诱惑,不少小伙伴辍学回家挑矿。母亲看着我的同龄人纷纷赚钱,眼红了,提出让我弃学。好在几个哥哥姐姐,包括弟弟,都极力反对,母亲也只好退一步,却留下话说等中考结束后,我考不上学校了,就回来挑矿。
人生处处有岔路,向左还是向右,有太多的不确定,读书也是如此,须自己努力,也有很多运气成分。那年中考,我顺利考上了师范学校,又恰巧村里有个辍学的少年争抢挑矿,情急之下踩着已经转动的轮子上车,结果被卷下车轮,失去了整条腿,成了残疾人。血淋淋的教训让不少家长冷静下来,我得以继续读书。
初到师范学校,语文科任老师阳崇波,他还是学校山花文学社的指导老师,我就这样加入了文学社。在文学社团的影响下,我慢慢喜欢上了文学作品,古今中外,诗歌、散文、小说,都有所涉及,尤其民国时期的作家,诸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等,还有博尔赫斯、齐慈、普希金、华茨华斯等。遗憾的是,在文学社三年,我写不出任何一篇文章,也算是个另类吧。一直记得阳老师对我说过那句话,“做个读书的人吧,至于写不写,顺其自然。”至此,在文学社又蹭读三年。
时代变迁如滚滚浪潮,读书仍是最美好的时光,阅读需要克服的困难转到了内心,蹭读那些往事一去不复返。
兰小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