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北京文学》杂志发表了一个短篇《受戒》，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汪曾祺。及至《大淖记事》等小说接连刊出之后，人们便都记住，并且喜欢上了这位年轻的老作家了。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地主家庭。三岁丧母，两位继母对他都很好。在家中是个“惯宝宝”。父亲是一位画家，擅长花鸟写意，在当地颇有名气。在这样一个富足、温暖的书香家庭出来，从观念到性情，自然脱不掉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小一直到初中毕业，汪曾祺都在这座小城里度过。他熟悉街巷和周围的店铺、作坊、摊子，熟悉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平民阶层中的各色人物，在封闭的、平静的气氛中感受着他们的生活，那扰攘于其中而又起伏不大的小小的悲欢。汪曾祺承认，市民们的思想、道德，还有俗气，对他的为人是有影响的。为文更不用说，许多作品直接取材于小城的人物和故事。即便写作其他题材，也都受到少时故乡印象的薰染。
高邮是水乡，汪曾祺的小说常常以水为背景，人和事多带有泱泱水气。人的性格也多平静如水，他喜欢的人物更是水一般的纯净、明澈。论结构，论语言，那种流动和灵气，充满水的感觉。
汪曾祺是一个热爱家乡、热爱土地的人，正如他赞誉他的老师沈从文所说。他的爱，悲悯，善感与智慧，他作品中的种种气息，都来自乡土的赐予。他有一组自传体散文取名《逝水》。虽谓流年似水，而对于故乡的记忆，却也恒定如水般流贯他的一生，汩汩不息。
如果说故乡是人生的原点，那么在汪曾祺的一生中，还有三个重要的折点，决定着他命运的走向：一是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二是1957年经历反右运动；三是文革结束，最终脱除“帽子”，获得“解放”。
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这里集中了全国高校最优秀的教师，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以自由开放的校风培育了一大批人才。汪曾祺考进中文系，从此获得一种现代的世界的眼光，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这里，他结识了终生的导师沈从文，在文学的专业训练中，接受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这时，他开始文学创作并多次获得发表。早期的创作是实验性的、诗性的，并带有一定的唯美主义倾向。他在忆及大学生活时，满怀感激之情写道：“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1949年后，汪曾祺在市文联工作，先后任《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编辑。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次年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直至1962年调回北京，任北京京剧团编剧。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汪曾祺曾以“摘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关进“牛棚”，遭受批斗，强制劳动。因江青编创“样板戏”的需要，一度被起用参与编剧工作，所谓“控制使用”。至文革结束，又因这种特殊经历，再度接受审查。
右派经历对汪曾祺来说非常重要。由于身份的改变，使他对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有了有血有肉的现实感知。在农科所四年期间，他和农民一起劳动和生活，使他有机会对底层有切近的了解，增进了他的平民意识。强制性的改造，无疑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却不曾泯灭他的爱，无宁说在人性方面，加深他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同情。
文革结束后，特别在完成审查而有资格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起，额手庆贺“第二次解放”之后，汪曾祺被唤起了精神创造的热情。这个时刻，对汪曾祺来说，其重要性就在于获得真正的自我，从此再无需奉命写作。他似乎颇满足于此，有这样的自白：“说老实话，不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不是经过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是不会产生对于人道主义的追求，不会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挖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的。不会感觉到周围生活生意盎然，不会有碧绿透明的幽默感，不会有我这几年的作品。”
汪曾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就是说，他是一个爱国者，热爱中国文化，对于中国既有的历史和现实，它的光荣与梦想，苦难与屈辱，全部加以接受。他选择，并愿意承担命运中的这一切。他多次说过，他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比较正视现实”，他解释说，“严酷的现实教育，我不得不重视”；“我经历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从云层回到地面”。这是一种现实感。有不少人把他阐释为一个隐逸型作家，他是不同意的。
他说：“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我这个人并不脱离政治。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对文学中的政治，不宜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它并不限于权力、宫廷、政策法令，诸多的政治事件。社会生活的众多场域，都可以窥见政治的踪影，它甚或常常以隐匿的方式进入私人空间。
汪曾祺是一个清醒者。他不会回避。
林贤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