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读完《报人孙犁》全部书稿，我摘下老花镜，长舒了一口气。手抚书卷，在心中自语：“孙老啊，三十多年前与您说过的选题，我今天终于完成了……”
这么说，并非虚言——书中收录的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988年，那是我提出并付诸实施“记者孙犁”研究的起始点；而最晚写成的文章，已经到了2023年。两者的时间跨度有35年。一部书稿在心里压了三十多个春秋，不用我说，各位读者自可体会其中况味。而一旦这积蓄已久的压力被释放出来，我内心的那种轻松和欣慰，真是难以言说。
至于本书从选题萌生到酝酿成型，从“记者孙犁”到“报人孙犁”的逐步深化，从数次与孙老“叼陪鲤坐”解惑释疑，到孙老去后，我身滞岭南，“孤踪独往”……所有这些过往，我在本书的零篇散页中都已写过，在这里就无须赘言了。如今，蓦然回望来时路，百感交集却无言：一卷书成堪告慰，满头乌发已皤然！
关于本书，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本书副标题为“重读孙犁随笔”，“重读”的重点并非孙犁那些名闻遐迩的文学名篇，事实上，我还在有意绕开这条平坦笔直的“大道”，而选取的却是平时很少被人关注、也罕有论者研究的报人文字、新闻作品，力求从办报的角度来解读孙犁先生。这绝非轻视孙犁先生的文学成就，恰恰相反，我只是希望用“报人孙犁”的研究，来完善和补充以往单纯研究“作家孙犁”的缺憾，使孙犁先生的形象更加真实更加全面更加立体。此外，副题中特意标明“随笔”二字，意在表明我所采用的是随笔写法，既不同于学术著作，又不同于传记散文，但于这两者，均有借鉴：书中凡提出论点，皆言必有据，凡引述原文，皆注明出处，以求符合学术规范。而行文则不拘一格，轻松灵动，行其当行，止其当止，力避一般论文之板滞。这当然只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的一种追求，做得如何，不能自评，只能交给读者来评判了。
其二，“报人孙犁”这个题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演进、逐渐丰富的过程。这在我写于各个时期的文字中，都有所显现。变化也许只是一个提法一个细节一个例证一个侧面，融在某篇文章中并不起眼，串联起来方可看出端倪。这一特点，在本书的第四辑“我与孙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辑原本只想作为“附录”，后来之所以决定单列一辑，就是考虑到要让读者对此过程一目了然，才不惜篇幅，赘于卷末。不过，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三十年间的文字，本来都是单篇发散于各地媒体的，一旦聚散成集，难免重复叠加。这是令人厌烦的，也是十分无奈的。既要保存原貌，以存依次演进之脉络，又要避免文字的重复，这在我实在是个两难选择。我所采取的办法，只能是删繁就简，把一些明显重复的段落，尽量压缩，并在文末予以注明，而个别文章只好忍痛割爱了。
促使我加速完成本书的直接动因，是2022年由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的《中国副刊》，联袂举办的“孙犁副刊编辑奖”获奖者征文。承蒙两家主办方的青睐，委托我在征文结束时写一篇“收官之作”——而我在秉笔为文之际，忽然感到一丝愧疚：我想到了埋藏心底三十余年的夙愿，想到了当年多次与孙犁先生商讨交流过的论题——光阴荏苒，时不我待，何不借此征文的契机，一鼓作气，完成这部早已酝酿成熟的书稿呢？
2022年初秋时节，我曾专程去了一趟天津，拜访了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和孙犁的外孙女张璇——本想也去拜访对我一路支持的孙晓玲大姐的，但她那几天刚好身体不适，就让张璇代为接待了。张璇把当年常常替我“鸿雁传书”的“小胖子”张帆也叫来见面，真是善解人意，让我从面前这个大小伙子身上，恍惚回到当年比邻而居的岁月，顿悟逝水如斯的无情。我把准备开笔写作《报人孙犁》的心思，分别向刘和张作了详尽的说明，他们都表示赞赏并愿意提供支持——后来的诸多事实证明，他们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且不乏雪中送炭之举，令我在感动之余，更觉吾道不孤。然而，令我深感意外的是，新年伊始，刘宗武先生染疴仙逝。我连说一句感谢的机会都失去了，只能写下一篇悼文，题为《不忍送别》……
这部书稿与天津人民出版社结缘，是由书友黄沛先生牵的线，先是推介给王康女士，王康女士又把此事交给张素梅编辑，就这样三传两递，一段书缘就缔结而成了。以书为缘，因书成友，原本就是世间最美好的事情，唯愿我们书缘长久，绵绵不断。
邀请彭程先生为本书作序，在我可谓“蓄谋已久”。原因很简单：他和我都是孙犁先生的“铁粉”，他与孙犁先生还是冀中老乡。早在十几年前，我的一本小书《那些小人物》刚刚面世，他就悄悄跟我说：“我从你的文字里，读出了孙犁的味道。”天呐，知音啊——我这本书原本题名是《城里旧闻》，正是向孙犁先生《乡里旧闻》的“致敬”之作。只因出版时编辑从市场角度考虑，才改成现在这个书名。这层因缘我从未跟任何人讲过，而彭程兄却凭着散文家的敏锐，一语道破这层“隐秘”——非知高山，何辨流水？既遇知音，自当同怀。故而，当我将请其作序之意，郑重告知彭程时，他当即慨然应允——有了他这篇沉甸甸的序文置诸卷首，不惟增添了拙著的理论分量，而且在我心中又加注了情感的浓度。深谢彭程兄！
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