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追溯：
40年前的“文艺青年”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临近性原则”，笔者自然更加关注身边的作家作品。湛江本土作家陈于烨的长篇小说《曲春·春海税歌》即是其一。
有些读者说，写男主角税官田楠有声有色、可圈可点的人生，为什么里面不少的内容游离于“税收”主题——例如演讲、书法、下棋、打球、写诗、填词……
有必要替作者辩护一句：放到改革开放史的背景上考虑。田楠鹰击鱼跃的20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是最为时髦而且高雅的名号。
所以，这部小说我看着很亲切。例如文老师教田楠弹琴《心中的玫瑰》，就是我们上大学时候唱的，现在还常常唱起。看连续剧《霍元甲》的情节，作为亲历者如在目前——万人空巷，那是“中国故事”讲得最好的一次。
当然，田楠学习、生活、工作、爱情……远远不同于现在——笔者彼时的本科老师，大部分都是后来的博导。他们“多年无复课堂梦，听得铃声百感生”，上午后两节没有课，老师就说“我接着上吧”……
再比如师生恋，主人公田楠挚爱文老师，魂牵梦绕，现实里却又总是躲躲闪闪，欲言又止，终于悬崖勒马，迈不出最后一步，今天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是20世纪80年代！
总之，那时代的“文艺青年”是单纯的、可爱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二、人物塑形：
“立传”何惧高大全
关于主人公田楠，有的朋友说，那几乎就是个完人，没有什么缺点。于是发问道：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人？需要回答的是，田楠是按照作家心目中的完美形象来塑造的。
进入新时期，文学观念大有改变，“三红一创”的“高大全”与“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的英雄，让位于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人本来就复杂，性格有很多的侧面，甚至缺点就是优点，例如李云龙。
但是，作家要塑造一个复合型税务人才，要树立一个帅哥的标杆，无可厚非。而且，因为太熟悉自己的题材与人物了，随手拈来，左右逢源，这个人物是可以立得起来的——在同类题材里面并不多见。
为什么读者会有“拔高”的感觉？从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从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恋爱”，到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为了战争的需要、土改的需要，“提纯”倾向已经比较明显。如今，既然是要为纳税人立传，要写一曲成长的颂歌，就尽量写得完美一些——峥嵘岁月，何惧风流，“立传”何惧“高大全”。
那么，为什么还有明显的美中不足？吴茂信老师看得很准：是讲故事的问题。就正面人物而言，为什么杨子荣、阿庆嫂大家记得清晰？因为“有戏”。阿庆嫂跟刁德一斗、杨子荣大战座山雕，随时就掉脑袋，故事讲得生动。“高大全”人物不好写，必须靠出奇制胜的戏剧矛盾，靠跌宕起伏的故事吸引人。像《人民的名义》，写检察官侯亮平，出生入死，这才充满“审美期待”，高度吸引人。
环境决定人物。人物的生存环境常常决定了他的性格走向。我们的田楠是最基层的税官，他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本来就相对简单，有点小矛盾也是上级领导出手迎刃而解，因此，“故事性”就相对薄弱了。
所以，《春海税歌》如果有续集，可以跳出雷州，把兄弟省市的典型案例拿来，推出一个让读者过目不忘的高潮——作者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例如构思文老师的车祸就很合理，否则这个人物就不好处理了——你硬是不让她和田楠结婚，读者也不满意。
三、故事讲法：
“散文化”的优势与边界
《春海税歌》笔者是一口气读完的，不觉得隔膜、生涩。为什么？因为有可读性。因为田楠的生活笔者相当熟悉，有认同感与代入感。我不是税务人员，但是小说属于“我的”小说。而恰恰是那些貌似“与财税无关”的情节，即“散文化”的写法，迎合了我的阅读习惯。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散文化，从鲁迅手里开始，在鲁迅手里成熟。《故乡》《社戏》《兔和猫》《鸭的喜剧》，尤其是《狂人日记》，没有太多故事，确实引人入胜。然后是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边城》《长河》，到新时期彭见明《那山那人那狗》，何立伟《白色鸟》。都不是老舍、赵树理、柳青、路遥那样的讲故事为主。但是同样写得非常好。
最典型的是名作《边城》，老爷爷领了小孙女儿，两弟兄都看上了翠翠，情节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湘西的风土人情——那个透明的世界，却让我们过目不忘。这里的“散文化”就是特殊的民风民俗、地域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春海税歌》严格意义上的“主调故事”——没有硝烟的战场，与不法分子斗智斗勇，已经到了40节以后，田楠毕业上班了，小说快结尾了，才真正的进入主要情节——前面大部分是学校的生活。
正因为是散文化的写法，作者才能把自己对于书法、演讲、诗歌、爱情的理解一一展开，比较自然地展开，使得小说比较厚重。
一句话，散文化要自己先“化开”，让读者跟着我们的审美思路走。
四、抒情主体：
“自叙传”与“本土化”
“时间老人羽扇一舞，一轮鲜亮亮的太阳跃出东海海面，金光吻过青绿万顷的东泽平原，耀亮了县税务局办公楼的茶色玻璃，映红税政股一位提前上班的年轻税官的脸颊。”——这是雷州的东西洋平原，整个粤西这样的平原凤毛麟角。
郁达夫说所有的小说都是“自叙传”——从理论上说没有错，人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生活经验写作——正如我们从《春海税歌》里到了作者自己的爱好与文化修养。
问题在于，一部分作家是非常善于“编故事”的，不然《西游记》与《聊斋志异》就不成立。小说的不少细节——比如田楠与文老师当初就认识，就有明显的虚构，却也可能的真实，杨绛小时候真的在家见过钱锺书——而一旦要联想、对比、旁斜逸出乃至穿越，作者就通过“梦”来表现——恐怕在湛江本土小说里面，这部书是写梦最多的，意图就是突破“自叙传”，可以直接与古人对话。
再进一步，“自叙传”即个人经历究竟有什么意义？
个人生活——包括“人歌人哭水声中”的心灵史，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有意义？面对“唐留丝麻宋留瓷”的浩瀚历史，我们究竟能够留下点什么？
查《2022中国税务年鉴》第十篇“文选”，发现包括“科研理论”与“调研实践”才30篇文章，一个省不到一篇。我们的一切几乎都构不成一个“事件”。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写呢？笔者的结论是：当我们卑微的身影，一不留神变成了时代的缩影，当我们的痛苦或快乐，上升为历史不可或缺的“沧海一粟”，我们便悄然取得了存在的理由。
再进一步，除了“自叙传”，所有的小说又都是“本土传”。大家一看，这就是湛江人写湛江，税务人自己写、自己唱、唱自己。可以肯定，小说里关于“盲人木匠陈春富的报告”主动纳税的事迹就是雷州的事情。小说后半部分收税的情节、雷山税务所的故事，无疑是本地真人真事的演绎。
笔者注意到，吴茂信老师的前言是2010年写的。小说十二年以后才出版，可以想见作者作了多少修改——半年前，岭师年轻博士做“湛江当代文化简史”丛书，让我写序言，其中就有《湛江当代文学简史》一部。现在看来，我们的老师，搜集的面还是窄了，《春海税歌》理所应当在本土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小说填补了“税官诗心”的空白。
宋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