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回家一趟，我盯着院子里堆放得像小山包一样的荔枝等母亲的时候，天正下着小雨，淅淅沥沥的雨声听着让人心烦。
当雨由淅淅沥沥变得淋淋漓漓的时候，母亲回来了，她是坐着被请到家里摘荔枝的工人开的摩托车回来的。雨水顺着母亲头顶上的草帽边缘滴落下来，溅在披在她上半身的红色塑料膜上。那塑料膜是用作包装荔枝的，薄如蝉翼。此刻，它像雨衣一样被用来阻挡风雨。
“等了好久吗？”母亲一边小心翼翼地踮着脚挪下车，一边略带歉意地问我。她膝盖上的半月板曾经受过伤，肿得像发酵的面团，积液要靠针管抽取。经过调理，这两年才慢慢有所好转。
母亲下了车，顾不上喝水，转身去找篮子。她拿起扁担，说:“你等一下，我去后山摘点桂味（荔枝的优良品种）给你带回去，很快的。”
“你先去把衣服换了，等雨停了再去，不着急！”我看着母亲湿漉漉的衣裤，心里不是滋味。
“这几天天天下雨，今天这雨估计又得下一整天，等到雨停，荔枝都退糖了，味道不好！”母亲一边说一边挑着篮子转身就走。
“我和你一起去，你等等！”我冲着母亲的背影喊。“你不用去了，山路上全是泥浆，你走不动。你在家捋捋院子里的荔枝，我很快就回来。”等我换好雨鞋出来的时候，母亲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朦胧的雨中。
我再次望向小山包一样的荔枝，这荔枝有什么好捋的呢？母亲不过是找了个比较妥帖的不让我上山的理由罢了。我开始恼恨自己。我应该冲出去跟上母亲的。我忽然害怕起来，害怕母亲重蹈覆辙。三个月前，母亲爬到荔枝树上修剪枝丫的时候从三米多高的树上摔下来，两颗门牙被磕掉，左脸鬓边被划了一道将近十厘米的口子，鲜血染红了地上的那块尖锐的石头，也染红了母亲的半边脸。在医院缝了十几针，拆线后，那伤口活像一条爬在母亲脸上的丑陋的蚯蚓。母亲的左手也摔断了，打了一个多月的石膏。我从来没听她说过一句喊疼的话，她甚至还想瞒着我不让我知道。那一个多月养伤的时间，大概是母亲这辈子最清闲的时光了。当伤养得差不多好了的时候，迎来了荔枝的丰收季节。母亲又得披星戴月上山摘荔枝了，她又得像陀螺一样转上大半个月了。
家里四十多亩的荔园是我最大的心病。我一直认为，几年前父亲不顾众人的反对，固执地租下了那四十亩山林的举措是极其错误的。那片山林是原始之地，尚未开发，父亲一租就是三十年，把荒山改造为荔园，对于耳顺之年的父母而言，无异于愚公移山般的艰难。他们靠着两把锄头、一对塑胶桶缔造了开山辟地种荔的传奇。不必说面对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不必说日晒雨淋的苦楚，也不必说叩石垦壤的艰难，单是种满四十亩的荔枝树已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牝鸡尚未司晨，他们便扛着锄头上山，下山时已是星斗满天。他们在山上装上了灌溉管道，垒起了铁皮小木屋。我一度心疼多病的母亲，劝父亲放弃耕种，然而总不能说服他执拗的性格。母亲摔伤后，我平生第一次冲父亲发火，我把母亲的受伤归因于父亲的冷酷、自私。母亲替父亲说的好话，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母亲这大半生没有走出过粤西，她像小山村里的一株草、一棵树一样，扎根黄土地。她把时光都用在耕耘和养儿育女上，利用勤奋、坚韧换来岁月的馈赠，把儿女们送出大山。而她自己，依然坚守在她的荔园里，看每一朵荔花在春天里盛放，让每一粒荔枝映红夏日的笑脸。
母亲在我的忐忑不安中终于无恙地回来了。她帽子上的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滴，衣裤淌着水，紧紧地粘在皮肤上。篮子里装着小灯笼一样红彤彤的荔枝，它们被摆放得整齐有序。母亲换上干爽的衣服，拿出纸箱，麻利地把荔枝整理好并装上箱。
我问母亲:“你还不去把牙齿补回来？”“摘完荔枝就去补，”母亲看出我的不愉快，说:“别再怨你爸了，我们签那四十亩地就是想着靠自己，不给你们增加负担。你还记得吗，当年种上了荔枝，才有钱供你们上高中，读大学，日子才有了希望。”母亲的话一下子把我儿时的记忆勾了出来。
那些年的日子是真的难。家中姐弟四人，我为老大，读书最早。20世纪90年代初，读书尚需缴交学费，一个学期大约是一百块钱。父母捉襟见肘，每到临近开学，就得厚着脸皮到亲戚家去借钱凑学费。每回老师催学费都是我最心慌的时候，我回家问母亲，母亲低着头叹气。我最怕听到父亲说:“还没凑齐，你跟老师说下周一定交。”这样的回复，往往一个学期得跟老师说上好几次。彼时，年虽尚幼，依然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这样的窘况，一直持续到我读三年级，父亲在前院里种下村里的第一棵荔枝树。时隔多年，我们早已搬离了老房子，因为要建村道，那棵荔枝树也早已被砍掉了，但我依然记得荔枝树果实满枝头的盛况:三米多高的树，蘑菇状，细长的树枝被荔枝压弯了腰，树底下用竹竿加固，防止树枝断裂。红得像女子嘴边上的唇蜜的果实挂满了一树，连墨绿的叶子也在发亮。路人从我家门口经过都忍不住驻足感叹。我们仰着头在树下看，母亲给我们摘了几颗。我们揣在手心舍不得吃。小灯泡一样大小的荔枝，心形，鲜红的果皮薄如纸张，表皮呈鳞状凸起，像拥挤在一起的小山丘。剥开果皮，果肉晶莹肥厚，散发着淡淡的香气，一口咬下去，弹性十足，满口白砂糖的甜润，这样的香气和味道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留就是一辈子，这也许是与在最苦的岁月里尝到最甜的滋味有关。
那一年九月，我彻底从交不起学费的阴影里走了出来。那棵名叫“白糖罂”的荔枝树给家里带来了一千多块钱的收入。这无疑是家里的“第一桶金”。母亲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她说服父亲去学习荔枝种植技术，并决定把家里的两片山头都种上荔枝树。俗话说“靠海吃海，靠山吃山”。粤西属热带和亚热带过渡地带，多丘陵，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是种植荔枝的理想地域。村里人目睹了我们家那棵白糖罂的非凡收入，见我们家大刀阔斧地进行山林改造，纷纷上门咨询、请教，父亲莫不倾囊相授。乡里每家每户都有所属的山地，往后几年，荔枝种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香蕉种植。
父母是吃了种植荔枝的苦，作为子女的我们吃的是荔枝的甜。靠着那两片荔园，家里重新盖了新房子，我们姐弟四人相继完成了学业，走出了大山，母亲也完成了她养育子女的使命。近几年，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当我尝试着让年事渐高母亲放下肩上的锄头，随我进城的时候，一纸租赁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无法理解，父亲这近乎荒唐的举措。
“活到老干到老，种了二十几年的荔枝，我们这一辈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脚不沾地心不踏实。你们姐弟几个都长大离家了，我们寻点事做，免得心里空落落的，日子也好过些……”母亲开始絮絮叨叨地念，见我默不作声，又说:“今年荔枝大丰收，价格也好，村里人都羡慕我们的荔枝又大又甜咧。今年都是请人摘，请了十几个人哩，我不摘，我就像太婆一样在那坐着看他们干，安全得很，你放心！”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讨好般地看着我。我忍不住笑了，却感觉鼻子有点酸。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做事开始看我的脸色了，或许是在我大学毕业那时候起，或许是在我第一次揣着工资领她逛商场的时候起，又或许是我第一次提高声调“教育”她的时候起。我却全然不记得了。
荔枝还没装完，父亲和摘荔枝的工人们就回来了。我走过去，把水和毛巾递给父亲，帮着他把荔枝卸下车。那一车车的荔枝经过雨水洗涤更加鲜亮诱人。我沉下去的心开始跟这荔枝一样鲜活起来。
母亲笑着，她站起身来，招呼工人们清洗、休息，然后走进了厨房。是的，母亲除了建造她的荔园，还得抓紧时间赶出十几个工人的饭菜来。是的，她一点也不嫌累。
石雪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