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郭嵩焘奉命前往英国,在伦敦设立了使馆,他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节。1896年,73岁高龄的李鸿章历时190天,访问了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等8个国家。尽管此前他从挚友郭嵩焘那里了解到西方许多信息,但百闻怎比一见。
本书以郭嵩焘日记、诗作,以及同曾国藩、左宗棠等名人的书信往来等为叙事基础。郭嵩焘在73年的人生中,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晚清风雨飘摇,仕途上的种种挫折与磨难,郭嵩焘没有选择荣华富贵以求苟安,而是挺身而出,率先开化陈旧思想,努力拥抱世界。
1856年,郭嵩焘借道上海前往浙江筹集粮饷。这是一次意料之中的顺道,但上海的一路见闻却让郭大开眼界:洋人不仅仅有坚船利炮,大都还彬彬有礼,十分注重卫生,街区宽大整洁,住宅“雄伟不失温馨”……这与士大夫传统意识中的邪恶夷族形象有着颠覆性区别。接触越多,郭越笃信“洋人的文明实已出中国之上”。
1876年,肩负赴英“通好谢罪”的郭嵩焘意外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此前他没有接受任何外交训练,也没有经验可循。不过,面对士大夫的口诛笔伐,郭嵩焘没有气馁,反倒充分把握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将旅途见闻以日记形式汇聚成《使西纪程》。毫不意外,这些充满对先进文明溢美之词的文字,再度成为顽固士大夫阶层发起新一轮围殴运动的又一“铁证”。
郭嵩焘的许多见解太超前太激进,不可能短时间就能唤醒那些素来以天朝自居的愚昧士大夫,即便是思想相对开化的洋务派似乎亦难对此完全认同。不过,汪荣祖认为郭氏过于直率与固执的性格,助长了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矛盾。
传统士大夫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骨子里无法接受郭嵩焘这样长他人志气的“崇洋媚外”思想。相较于传统士大夫的顽固不化,洋务派似乎更能看到西方文明之长,但依然跳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识桎梏。郭氏一针见血地指出,洋务派“仅能考求富强之术,如枪炮船械之类,而昧于本源”。1872年至1875年,洋务派曾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远渡重洋赴美求学。终因无法突破守旧思维枷锁,幼童求学之旅半途夭折。尽管如此,这批幼童回国后仍旧成就斐然,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9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成就纵然可喜,而求学活动未能坚持则让人唏嘘。
在汪荣祖看来,郭嵩焘所谓的争议性主要表现在,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先醒者,一旦认定,便义无反顾。所以他能率国人之先河,看清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长处后,哪怕只是一己之力,也要努力从衣食、社交等方面付诸实际行动,极力融入西方社会,试图找到中国出路。
不过,郭嵩焘越是努力,越显孤独,汪荣祖称其是“寂寞的引路人”。作为晚清士大夫中的先醒者,郭的这种觉醒远超同时代那些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为中国”的洋务派。当然他也有局限性,他不同于左宗棠和曾国藩,他的见识更多局限于理论层面,或者说他看得远,洞清时代潮流方向,但在将超前见识转化为可行性行动方面,又似乎缺乏足够的智慧。
1891年,郭嵩焘走完了人生旅程。他的那些先见之明,虽然没能得到同时代的认同,但却像种子一样,在华夏大地播撒并悄悄孕育。四十多年后,虽然国力依然羸弱,但一位熟读国际法律知识、英姿勃发的年轻人——顾维钧站在了巴黎和会的舞台上,按照西方思维慷慨陈词,大放异彩。顾维钧是中国第一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素养的外交官,这也是他外交生涯职业成就的关键所在。郭嵩焘当年虽然受挫失败,但他极力倡导的外交理念,终于生根发芽。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