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张家湖，但凡七零后、八零后出生的人，大多有一个贱一点的乳名。这背后藏着长辈殷切的期望，盼着孩子好养活、好长大。
父母结婚8年才生我，将我视作掌上明珠，于是，就给我取了学名张明珠，乳名“银儿”，都像个女孩名。
年少读书时，我是在母亲“银儿、银儿”的呼唤声中长大的。母亲的大嗓门，在我们村里出了名的响亮。那时的学校，就设在如今团城山的张志和纪念馆，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两旁是错落有致的耕地。我们这些孩童背着书包奔跑其间，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学校里的课桌，都是从自家带去的，高高低低，参差不齐，桌边钉上一枚钉，挂着各式各样的书包，没有统一的标准。还记得那时用的木削铅笔，越用越短，反复削到手上满是铅屑，实在没法再用了才放弃。朗朗书声，在青龙山幽静的山谷间悠悠回荡……这些，承载着我年少求学时最真实的记忆。
放学了，我们以各湾庄为单位排队回家。每天放学时，母亲不管农活有多忙，总是丢下农具，站在村头的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樟树下，朝着我归途的方向眺望，扯着嗓子喊我的乳名：“银儿——银儿——”生怕我贪玩迷路了一样。我不得不高声应和着，让她那布满老茧的大手拉住我稚嫩的小手。就这样，我们一同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时的母亲，有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而她喊我乳名的声音，是我童年快乐的音符。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参加工作后，母亲依旧像从前一样喊我的乳名，而我却愈来愈在意自己在外人眼中的形象了。以前农村的房子，两边是厢房，中间的客厅特别宽敞，能容下20多人聚餐。有一回，我邀请单位同事和文友到家中聚餐，那时我正在热恋中，她混在同事和文友中，打量着我家古色古香的八仙桌，看着我家花草纹饰的茶几，还有厨房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扎扎柴火，非常满意……母亲在厨房忙前忙后。菜都是她大清早从自家地里采回的，有绿油油的白菜薹、白胖胖的萝卜、青脆脆的蒜苗、嫩嫩的香菜，以及母亲平时都舍不得吃的腊肉、香肠、腊鱼……那时的母亲，手脚麻利，做事能干。我在一旁打下手，帮忙烧火端菜，进进出出，一心想在她面前好好表现一番。只是，母亲那粗犷的大嗓子、浓重的乡音，银儿前银儿后地喊着，让我在大家面前颇有些难为情，很没有面子。
待大家走后，我对母亲说，今后不要在大庭广众下喊我的乳名了，要叫我的学名。
母亲闻言，愣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湿漉漉的围腰拭了拭眼角，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母亲原本粗犷的嗓音变柔和了、变低沉了，不再一张口就是浓浓的乡音，让我在别人面前有了所谓的面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母亲在我的同事朋友来家里时，做完家务后，尽量躲在一旁，不多言不多语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目不识丁的母亲开始努力说着蹩脚的普通话，开始叫我的学名。
8个月大就被我祖父抱养做童养媳的母亲，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一向随意惯了的她，竟然变得蹑手蹑脚、小心翼翼了。
日子久了，我以为母亲再也不会叫我的乳名了。
后来，我从市内的一家服装厂下岗。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想给我找一个工作。
不久，在外地读书、工作的弟弟，经过多年的省吃俭用，终于按揭买了一套房。他想让我去帮忙照看装修，好早日从出租房中搬回。顺便看看能不能在他那边找份工作，毕竟，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更多，兄弟之间也能有个照应。
在母亲的催促声中，我很快踏上了行程。临行前的晚上，母亲将多年积攒下来的几千元钱，用皱巴巴的红包封好，再用线缝在我贴身的衣袋里，说是给弟弟买房的一点补贴。平时舍不得吃的腊鱼、腊肉，将我的行李袋塞得鼓鼓囊囊。
第二天，母亲执意要送我一程。从家里出来，过村子的大樟树，再到路口。母亲帮我拎着行李，她的手脚却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麻利了，穿着也显得十分臃肿。那天她的话特别多，平时几分钟的路程，我们慢慢悠悠地走了十多分钟。
载我去火车站的出租车启动了，周围那熟悉的景致一个一个缓缓地后移。
忽然，我从出租车的后视镜里看到，年迈的母亲在后面跟着车，步伐踉跄。满头稀疏的白发，在风中零乱地飞舞。我慌忙摇下车窗，听到母亲大声呼喊道:“银儿，到细银儿(弟弟的乳名)那边后，你们要吃好点，注意身体……”
我一怔，往昔的一幕幕如镜头般重现，我这才知道，在母亲的眼里，我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作者：张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