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下老家，上学通常叫读书。亲戚朋友遇上半大不小的孩童，会问：“多大了？读书了吗？”其实是问：“几岁了？上学了吗？”
照这说法，考上师专之前，算下来，我已读了十一年书。
上了师专之后，我才明白，那十一年可以叫上学，但不宜叫读书。期间所读，课本之外，基本只有诸如《鸡毛信》《地道战》之类我们称之为“图书”的连环画。至于大部头，初中前后，我只记得读过一本没有封面的书，书名当时就没弄清楚，只记得讲的是薛仁贵的故事。上小学时读《林海雪原》连环画，杨子荣的形象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书就成了小伙伴们玩打仗的脚本。后来读那本厚厚的同名小说原著，便觉得连环画还真只能是小学生读的，难怪大人们都称之为小人书。
上了高中，有一阵子，许多同学迷恋武侠小说，课上做贼似的把小说摊在课桌抽屉里或夹在双腿间，一边假装听课，一边埋下头去偷偷地读，或者把小说半遮半掩地摊在课本之下，见缝插针地读。隔壁班几位同学读得走火入魔，课间还相约到学校后山那片刺竹林里切磋武艺，原先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竹叶，竟被踏出一块块裸露的黄土。课堂上亲眼看过几次同学被老师当堂搜缴课外书，便觉得任课教师与课外读物就是夙敌，偷偷摸摸读小说，即使不是什么大错，至少也不是件光彩的事。遇上哪怕全班同学都在追捧的课外书，借到了，也仅限于课外抽空翻翻，囫囵吞枣。得到一本极欲卒读而主人又催还的书，也曾想带到课堂上争分夺秒读完，总归有那贼心却没那贼胆，错过不少猎奇机会。高考填报志愿时，眯着眼睛填了一系列中文专业志愿，竟然被录取到了河池师专中文科（当时师专叫“科”，不叫“系”）。母亲说我是走了狗屎运，瞎猫撞上了死耗子。
到了师专，又是中文科，读书才真正成了主业。报到那天，班主任唐老师就发给每位新生一本中文科学生阅读书目。一本32开的沿印小册子，老师自编自印的，三十多页，比现在大学生五花八门的学业规划简单得多，也实在得多。每门课任课教师都会在开课前或授课中开列一些课外阅读书单，有与小册子上重合的，也有小册子里不曾开列的。除了列书单，老师们还会在课上点拨提示哪本书该读，该怎么读。
韦启良先生讲当代文学，讲到李希凡的红学研究，让读过《红楼梦》的同学举手，结果只有寥寥几位，又问，读过几遍？当然只一遍。先生微笑着说，没读过三遍《红楼梦》的，不是合格的中文科学生，一遍都没读过的，出去别跟人说你是学中文的。说这话时，先生那似笑非笑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课后，没读过《红楼梦》的同学，纷纷上图书馆去借，常常借不到，得碰运气，待有人还了才借得到。初读《红楼梦》，前面五回实在有些难懂，可为了证实自己是学中文的，只好硬着头皮强迫自己把头五回读了又读。读过三遍之后，往下卒读的兴趣才被提起来，直至欲罢不能。读罢红楼，同学中传说另有一本刚刚解禁的《金瓶梅》，说是可与《红楼梦》媲美，有的内容甚至比《红楼梦》更精彩。便兴冲冲地去借。图书馆老师说，此书限借，学生不能借，老师必须是教中文的，还要有副教授以上职称，否则没有资格借。此说一出，那书就更神秘了，好事的同学多次进馆试借，终究无人能在期间借得一读。
杨汝福先生讲古代汉语，总是一脸的微笑，常常又会不紧不慢地提出些在当时我们看来近乎苛刻的要求，比如：学中文，你要把《说文》原文背下来，不然，今后当语文老师会误人子弟的。读王力《古代汉语》，不背是学不到家的，不仅要背文选，还要把常用词背下来，你们有位师兄就做得很好，现在很有成就。杨老师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上高三时曾经见到的一位老师，新分配来的，年纪不轻，个子不高，微胖，每天早操前、晚饭后，总见到他手握一本字典，在校园里踱着步，口中念念有词。该不是在背字典吧？据说，他是刚从河池师专毕业回来任教的。如此看来，他该就是那位师兄了。我毕业分配回母校任教时，那位师兄已调到广西大学去了，据说是因其才学被著名教授秦似看中，调去广西大学做助手去了。后来我到乡下任职，蜗居乡里仍能一直坚持读点书，写点文章，不能说没有这位师兄的榜样作用。
与杨老师教古汉语的要求不同，唐建老师讲现代汉语，并不要求你去背书背字典，而是要求你到生活中捕捉一些新近流行语词，采集一些新奇句式，去琢磨一些看似平常，实则特别有意思的句子，比如“饭吃了吗？”“你为什么说我？”“打败了对手”之类。极易讲得枯燥乏味的语言理论课，被唐老师讲得趣味盎然，让人觉得现代汉语是贴近生活又富有时代感的课程。课后上街读书看电影电视，就特别注意去捕捉口语中值得玩味的言语片断。得而玩味之，意趣无穷。
也有讲课并不是直接开列书单，不直接要求你怎么读书的老师，他会以声情并茂的吟诵引导你去自体自悟，或以旁征博引的讲述，促使你课后去拓展阅读。仇仲谦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仇老师是北大高才生，据说是游国恩教授的弟子，给我们讲先秦文学时，与费振刚等国内著名教授合著的《汉赋辞典》刚出版。当上能编辞典的老师的学生，同学们的虚荣心无疑得到极大满足。可仇老师并不是个能说会道之人。他讲先秦文学，比他的名望更能吸引我们的，是他对古典文学力透纸背的精深涵养。听他的课，你能从他并不生动的讲授中听出许多特别韵味来。他讲《诗经》，会穿插着极投入的即兴吟诵，让你获得“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的诗艺体悟与享受。他讲汉赋，又总是随手拈来一些前贤名人的评说言论，让你不由自主地要于课后去研读思考，去探寻欲知而未知的领域。
吴景岚老师是一位时时事事均能让人感受得到慈母之爱的中年女老师。她讲现代文学，面对诸多中篇长篇大部头，她会告诉你，有的作品，把读文本与看电影结合起来鉴赏，比较体悟间，能让你对于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获得更深更透的理解。和其他老师要求我们多读多背不同，吴老师要求我们每学期至少要看30部电影。其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经典作品正如雨后春笋般涌入银屏。宜山是个文化消费活跃的县城，每有新片到来，影院都会滚动放映好多场次。要完成老师布置的看电影作业，买电影票的钱是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班上几位同学对电影院新片老片的看座率之类，很是做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结果发现，电影院除了新片夜场验票稍严，白天场基本不用验票入场，而只是在放映过程中随机查票。经过一番体验式调研，我们发现，白天查票，通常查B票区，A票区通常是有钱人才会买的，一般不查。也有听说同学遇上过被查的，老老实实告知是河池师专中文科学生，来看电影完成作业。知道是个穷学生，好心的电影院查票叔叔阿姨通常也只是让补个票了事，并不罚款。
学校的课，通常排在上午，下午和晚上基本不排课。这便是我们读书看电影的自由时间。我和那几位同学把调研成果运用得出神入化，白天上电影院看电影，晚上到图书馆读书写作业，景岚老师布置的特殊作业量，每学期都能超额完成。
这种把电影与小说捞在一起读，交替对比玩味的读法，既能使阅读变得轻松愉快，又能让人从不同的视角鉴赏同一作品，从中获得更精妙的体悟。时至今日，我仍然喜欢用这种方法去欣赏作品，每当看到影视作品标示有“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或“根据《XXX》改编”之类的信息，过后必千方百计去把原著找来一读。而听说自己读过的文学作品被拍成了影视作品，则必想方设法求得一票，前往欣赏一番而后快。我也向学生推荐这种读法，影视作品常常成为提示我和学生们放下手机去读书的助推神器。
老师的悉心指点和耐心引导，让我的阅读由一种任务渐渐成为一种习惯。这习惯的养成，当然还得益于读书环境的熏染。
学校图书馆在龙江岸边，是建在一巨石小山堡上的阁楼，红砖青瓦建筑，阁旁有几块貌似古亭遗址的基石，据说是澄碧庵旧址，古风石径、精致廊桥尚存，又有潺潺水流。据说此阁原为佛阁，称观音阁，后因常有地方文士到此吟诗论文，观景听澜，赏月属对，便渐渐呼名冠英阁，寓英杰成才之意。于此读书治学，可闻书香，可沐江风，可听水流，虽空间略显局促，但置身于此，唯静静地读书，才是莘莘学子应得的享受。
上大二时，学校又建了图书馆大楼，还在龙江岸边。四层楼，都是极敞亮的阅览大厅，可以带课本进去写作业，写累了可以随手取些杂志来翻翻，调节紧绷的神经，有些课程的作业则可边写边直接就地查阅最新文献资料。因了这些优越，下午和晚上，都要提前去抢座位，抢不到时，只好灰溜溜地回教室，或在校园树荫下的圆石桌上读书作业。
其时校园里有不少干训、师训学员，他们自称已被时代耽搁了一段青春，好不容易才抓住了个机会回炉充电。校园里随处可见他们如饥似渴的样子。身处这样的环境，若不认真读书，便会自觉心中有种莫名的违和感，令人忐忑，让人羞愧。唯不由自主地捧起一本本好书，饶有兴致地读下去，直至成为一种习惯，忐忑才会渐渐平静，羞愧才会慢慢销弥。
吴言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