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回一趟家乡，见村巷里少了以往人们来回往返相互问候“吃饭未”“去哪里”的热乎，甚至，有些房屋闲着，闲着的还有他们家的一亩三分地。
今年，携妻带儿回老家过年，许多在外地经商务工的，也从四面八方回来，不少还是儿时的玩伴。
大年初几，轮流到亲人家吃请，一问，前几年实际情况是，单靠一亩三分地已不足养家糊口，生存法则无形中控制或主导了他们的选择。
“现在农贷不用抵押，还兴政府贴息”。“去年种水稻每亩补80元，今年升到130元”。
“土地流转生出了合作社，农户如今都成了股东。”
“除了种地，还有搞养殖、贩饲料、建冰厂、跑运输的，返乡的都在家门口就业兼得照顾老幼，也省了牵挂。”
讲话的每个人眼里都闪着一种希望之光，仿佛感到时来运转了。
“到田间去看看”，侄子见我一脸疑惑，拉着我的手就出门了。
印象中，村前的田块，土不含养，不争气的沙质土壤只能种番薯。种番薯的无奈和苦楚，我尝过。先犁田，后起畦，母亲往畦上插薯苗，我用脚踩薯苗，每插一根，便踩一脚，畦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窝，然后，我往窝里浇水，母亲往窝里施肥，随之复土。次日一场大雨，刚起的田畦一线崩溃。如今，村前一马平川，灌渠纵横成行，机耕路如笔直，有些片区开始蓄水，在等待专业合作社的插秧机开进。瞧那波光粼粼，我的脑子已翻到稻穗熟了的一幕，四野飘香，千里流金，宛若镀了一层阳光。
侄子说，一年两造的水稻，亩产去年就超千斤了。
转到村西边海滩涂，偌大的养殖场，那格子塘池宛如一张铺向天际的稿纸，任书写最美的文章；塘堤下，海岸边，近海红树林，靠堤木麻黄，一条绿色长城固守着养殖场和村庄。我伫立堤上，是在寻找既往那段掩脸斜走，沙打泪下，飞沙走石的路，还有台风过后人们争先恐后去拾尖角螺的那片海，但不管如何地努力，也找不着北了。
行至一座塘屋前，坐在石凳上抽大碌竹的那人抬起头，向我上下打量。“小泥鳅”“大头鱼”，我们几乎同时叫出幼名。“大头鱼”开诚布公，说他是来帮儿子看塘。“听说你儿子早是村里养虾的独角兽了”，我顺其话意问他。“如今没兴个人承包，大都由合作社养殖，村民既是社员又是雇员”，“卖买由社员做主，按股分红很公道”，他一言一顿地介绍起合作社经营。忽然想起什么，他又解释说，“今天本该儿子值日，他却进城找‘京东到家’去了。”
劳动与资本结合，社员既得劳动报酬又获股份分红。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合作。我眼望闪闪的鳞光，无不感慨万千！
合作社，这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一出世，就如初升的太阳，照亮了也就是富裕了千家万户，也挽高了整个村庄。
跟着一担担的鳞光回到村里的市场，已是下午四点钟了，仍人来人往，一片熙熙攘攘，卖鱼肉菜的档口井井有条，烧猪肉、烧蚝的香气扑鼻而来。从地理上论，市场在村北，处纪家镇和企水镇的中间位置，周围八九条村共有五六万人，他们都习惯来此间赶墟，做买卖。
“小泥鳅”，一手提着光鲜鸡一手抓住酒瓶的那人，冲我一声。啊，是初中时乒乓球冠军我的唯一对手“左撇子”阿柱。念旧的他，非要我去他新屋小酌不可，还说儿子昨天刚从深圳回来，赶今晨新居入伙。
三层楼的住宅，亮堂堂的，洗手间都配有智能化马桶，厨房竟装有洗碗机，格力空调带管式装修。儿子住三楼，其中一间房堆满行李，他解释说不打算在外漂了才带回这么多东西。还说，父亲也是上月才打马回府，父子准备在自家一楼开一间网店，搞直播。刚才进来时，见一楼有穿中国电信红色马褂的正在“穿云引线”。
“咚咚咚，咚咚咚……”，一声急一声缓，他们说，许多人家刚吃完晚饭，顾不及洗刷筷碗，就携儿带女拔腿往戏楼赶了。
推开窗，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聚光灯朝戏楼背景幕打出《陈瑸》两字。歌词熟悉而悦耳，陈瑸是故乡人，初任福建古田县令，后为福建巡抚。是被清朝康熙皇帝称为“清廉中卓绝者”，后人把他与丘凌、海瑞合称为明清时期“岭南三大清官”。
一出雷剧《陈瑸》，拿戏说事，寓教于乐，绝了！
阳光下，昔日的恬田村仿佛长高了许多，一片欣欣向荣。
黄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