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二楼的一间房间的窗台前，摆放着一台1977年生产的“华南牌”缝纫机，我们管它叫“衣车”。尽管它的“四肢”和脚踏已经爬满了红锈，但机头仍保持光滑鲜亮。40多年来，母亲总是用心呵护着它，时不时地给它上油擦拭，这台衣车成了我家为数不多的“老古董”。
这台衣车是1978年来到我家的，当时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对这台衣车的来历印象非常深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人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如果哪家拥有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这“三转一响”，就算是富有人家了。“三转一响”曾是那个时代财富的象征,小康的标志，也是大部分女孩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母亲是六十年代末嫁给父亲的，父亲给了外公100块钱的彩礼，外公找人做了两个大木箱给母亲作嫁妆，对于“三转一响”，母亲根本不敢有任何奢想。进入七十年代后期，生活水平有些许提高了，母亲就筹划着买台衣车回来，给五个子女做衣服。
1978年春节刚过，母亲终于用省吃俭用多年存下的150元钱购回了这台衣车。记得那时还没有送货上门这项服务，是父亲陪着母亲到镇上买了衣车，把它放到生产队送公购粮到粮所的拖拉机拉回来的。衣车黑色的机头和金黄色的台面在阳光的映照下，折射出耀眼迷人的光芒，车身正面有“华南牌”这三个烫金大字，让人赏心悦目。看着眼前这台梦寐以求的衣车，母亲爱不释手，双手不停地抚摸着它，就像抚摸着孩子一样。母亲把衣车摆放在她房间的窗台边，还给它盖上一块花布。
买回了衣车，母亲每天就像打了鸡血似的，白天在队里干活，晚上就捣鼓起机子来，“哒哒哒”的响声像一首催眠曲。学会使用缝纫机了，母亲就琢磨着给我们几个孩子做新衣服。母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家里姊妹多，家庭生活困难，作为老大的她无法上学，字也没认识几个。布料买回来了，母亲只好领着我们姊妹几个上隔壁村冯阿姨家去，让她帮我们量好尺寸，裁剪好，再拿回来缝制成衣服。
老是让人家帮忙裁剪衣服，母亲觉得麻烦别人心里过意不去。于是，她想方设法学习裁剪技术，一开始母亲拿我们的衣服对着布料度量，尝试给我们裁剪衣服，但不是上下不对称，就是宽了或者窄了。母亲只能作罢，决心拜冯阿姨为师学艺去，一有空，她就往冯阿姨家跑。冯阿姨是从镇上嫁到隔壁村的，人美心好，她对母亲的拜师学艺很是上心。一来二去，母亲就学会裁剪衣服了，缝制技术也日益精湛。一年四季之首，母亲都会扯回一些布料，先为我们量好尺寸，然后用一张旧报纸按尺寸绘好衣服的结构，按着图样去裁剪布料，再坐到衣车前，低下头仔细地把线穿过衣车针的针眼里，双脚踩着衣车的脚踏，时不时用手拨弄一下衣车上的转盘，衣车台上的布料随着母亲有节奏的踩踏，迅速划过台面，密密的针脚就在布的边缘形成了一排整齐划一的线条，一件衣服很快便在母亲手上诞生了。把衣服全部做好后，母亲叫我们姊妹几个过来试穿，看着孩子争先恐后试穿衣服的情形，母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母亲不仅给我们做新衣服，还常常给我们修改旧衣服。她把自己穿过的旧衣服往外翻过一面，改小给我穿，把我穿过的旧衣服改小给二妹和三妹穿，还把大弟穿过的衣服改小给小弟穿。或者，把我们摸爬滚打弄烂的衣服修补一番，就变成一件好看的“新”衣服了。
看着母亲缝制衣服的专注样子，听着那悦耳的哒哒声，我心里总是痒痒的。趁着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拿来一块旧布料，双脚往脚踏上一踩，“哒哒哒”地缝起来，虽然刚开始时线条歪歪扭扭的，像蛇爬行的样子，但玩多了，我竟然会缝补自己开线或破洞的衣服了，甚至还会给弟妹们做小手帕呢。
母亲为人善良，是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村里的人知道母亲买回了衣车会做衣服了，常常揣来一些布料，让母亲给他们的孩子做衣服，母亲来者不拒，只要有空就帮村里的人做衣服。逢年过节来找母亲做衣服的人特别多，因此每年十二月是母亲最忙的时候，她必须赶在年前把人家的衣服赶制出来。有时我们的衣服也只能等到大年三十晚上急急忙忙地做好，初一早上才能穿上，为此，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没少抱怨过母亲。
就这样，那台华南牌衣车伴随了母亲四十多年，她为我们全家缝新衣补旧裳，还为左邻右舍缝针走线。夜晚，母亲那有节奏的衣车声总是似摇篮曲一般伴我们入梦；清晨，那“哒哒哒”的清脆车衣声又会伴随我们醒来。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物资的不断丰富，集市上各种款式的成衣渐渐增多，母亲做的衣服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穿衣需求，她就不再给我们做衣服了，只是偶尔缝补一下她和父亲的衣服。近几年，随着年纪的增长，母亲再也不缝补衣服了，她让父亲把缝纫机从一楼搬上二楼，说是二楼通风透气，有利于缝纫机的保养。
中秋节那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回家去与父母团聚。二妹提议说二楼那台衣车已派不上用场，留着只是生锈，干脆把它处理掉算了。这一提议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我也不赞同二妹的看法，因为这台缝纫机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凝聚着母亲对我们深深的爱，也存留了我对童年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