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我家准备盖房子，父亲在老屋后山坡打好地基和水井，土砖也都准备好了。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临近动工，母亲却突然对起屋的选址改变了主意。
她对父亲说：倪三嗲屋里人勤快发狠（奋）、和睦善良，跟他家做邻居对崽女的培养有利。
母亲可能是受到《三字经》“孟母择邻”故事的启发。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的选择是明智的。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倪三嗲是一个瘦高个，两眼炯炯有神，身着青布衣衫，得体干净。做事的时候，他系着过膝的腰围裙，迈着轻盈的脚步，整个人显得精致干练。
倪三嗲家是个大家庭，共有七个子女。那个年代生活家家困难，吃不饱饭是常事。他的小儿子军武一到吃饭时就哭，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哭饭”。虽说是红薯丝蒸饭，但很难在里面找到米粒。
有年夏天，二儿子耀武放牛时掉进生产队牛栏屋前的水塘。当人们闻讯赶来捞起时，耀武已经面色惨白，几近断气。大家急忙搬来饭桌，倒扣做饭的铁锅，让其肚脐眼顶着朝天的锅底趴卧。当呛水从胀如鼓桶的腹内排出后，一地的呕吐物里却未见星点米饭，全是没消化完的菜叶。我突然听到倪三嗲悲凄而又压抑低沉的呜咽，悔恨、愧疚和无助写满了他因难以自制而抽搐的脸。我无法把平常乐观开朗的他与此时痛彻心扉的形象相联系。耀武哥后来奇迹般活了过来，真是吉人天相。
有一年春夏交替之际，三儿子文武病重。辛苦劳作一天的倪三嗲还要背着儿子在塘基上来来回回、一圈又一圈地转，以此安抚宽慰病儿。日子虽然拮据，但丝毫不影响倪三嗲对儿女的看重。
那时倪家父母双亡的侄儿还寄养在他家，这令本已窘迫的生活雪上加霜。尽管如此，倪三嗲两口子在吃穿方面也从未亏待过侄儿，甚至待遇还好过亲生儿女。
有一回，队里有个未婚满哥跟他谈起为我细姐做媒的事，他一脸严肃，轻斥道：“丑不死！自己还冒讨堂客就帮别人做媒，自己不晓得给自己做媒噢？”言谈中流露出对该青年的忧虑与关爱。
那时生产队每年都是要杀年猪的。当猪被宰过放血后，屠夫会用刀在后腿蹄前皮下开个小口子，倪三嗲就拿着挺棍（一根三尺左右的小铁棒，顶端有个小半球）从开口处穿入猪的皮下，再前后左右反复穿插。然后用嘴对着口子吹气。只见他使着全身的力气，紧鼓腮帮，太阳穴青筋暴显。年猪很快就更加鼓胀肥胖了，再用小棕绳把口子扎紧，此时年猪全身的皮就像气球一样紧绷。这样做的目的是方便把猪身上褶皱处的毛去干净。这活不仅要劲大，还要劲巧，倪三嗲总是能轻松自如地完成。
我还记得，每当他家母猪产仔的晚上，我们几个细伢子会围着他用篾片烧成的火堆，和他一起为母猪接生。随着篾片在火里“噼里啪啦”的声响，不一会，浑身带着羊水、拖着脐带的小猪仔就生产出来了。刚开始是一只，接着是两只三只，最多的一次下了十二只。倪三嗲用干净的火钳把它们一个个夹到垫有软稻草的箩筐里。看着粉嫩蠕动的猪仔，火苗印红了他幸福的脸庞，我们也随之欢呼雀跃。
倪三嗲是一个勤奋异常的人，小时候， 我很少看到他有休闲的时候。队里散工回来，他不是在锄园种菜，就是在挖土施肥挑水。我最喜欢看他一手端着钵子，另一只手播种苋菜籽的样子。似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指尖的种子上，只见他五指并拢，捏着一小撮细如针尖而圆滚溜滑的苋菜种，小鸡啄米一样地上下挥舞，均匀地把种子播撒在细如面粉的泥土里。脚、手、腰、头协调顺畅，动作如行云流水。今天广场舞大妈要是见识过那样优美的身姿定会自愧不如。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不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农活，但打理农田灌溉仍是他的拿手戏。凭着多年的耕作经验，他能根据天气的变化对犁田、中耕、晒田等不同阶段，精准拿捏放水塞水，做到既节约用水，又不影响禾苗长势。
受他身体力行的影响，他们家个个勤快好做，作为邻居我们几个细伢子也都跟着变得发狠勤劳。夏天放学回家，为给辣椒浇水，我们每天要把屋后细山塘的水挑落三至五寸才肯收工。卖辣椒所得，就是我们的学费和零花钱。
我们两家挨得近，在乡下地方难免因小事产生嫌隙，所以平日里我父亲与倪三嗲交道不多，但彼此是有默契的。每次回家，父亲总是叮嘱我要去看望倪三嗲，过年也总叫我向他拜年请安。父亲在肺癌晚期咳嗽不断，揪心的咳嗽声不时传至隔壁。每当节假日我跟倪三嗲聊天闲谈时，他总少不了对父亲病情的关切问候。
1978年我外出读书，随后参加工作，就很少见到倪三嗲了。但过年时照例要陪他讲讲话。尽管年事已高，他却非常关心国家变化和国际时事。特别是我在香港工作期间，他尤其关心香港回归问题。我们两辈人坐在一起，常常能聊一晌午。
现在斯人已作古，我的脑海里永远留存着一幅画面：瘦高的倪三嗲，头戴草帽，身穿白土布褂子，步履优雅地走在阳光灿烂的田垅间，日出日息间总有他忙碌而悠然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