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教授和我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但早已胜过那种情谊。
因为30多年前就与古老师很熟,那些年我们接触更多,所以想不起来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时间、什么场合相识的。只记得他那会儿正置中年,一本接一本地出书,一篇接一篇地到处发表文章。每次见到他,总能从他的眉宇间看到一种辛劳,很少有舒展放松的样子,包括我们在一些会议上留下的合影,他的面容里也总觉少了那么点轻松。
从我认识古老师,一直到他退休,他都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那时叫中南财经学院,他就住在武昌首义路学院对面的一套“两室一厅”里,我曾经顺便去拜谒过一次。他那会儿忙于港台文学研究,与港台许多作家建立了联系,一间书房里堆积如山的大部分都是港台寄给他的各种装帧精美的竖排繁体书籍和文学报刊。我一走进去,就有一种压抑和凌乱的感觉,心想古老师在这种环境里研究和写作,他能不紧张吗?不过,紧张归紧张,也能感觉到他的从容应对。他向我介绍某个作家或某个刊物时,总能够很准确地从书橱的某个角落或某一堆报刊里抽出作品和实样来。看来,这间颇显狭小的书房对他的主人来说是“乱中有序”的。并且,他非常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研究文本和种种资料,记得他在信中说,欢迎我来“就室阅览”,我明白是不能索取和借走一件的。我还在心中暗暗感叹过:好一个坦诚可爱的“老书生”!其实,我对港台文学兴趣不大,也不怎么热衷给那些地方的报刊投稿,自然没有想到要去破坏他的“规矩”,不过他有言在先也有好处,避免有的朋友可能造成尴尬。
古老师做学问的效率很高,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益于他工作的快节奏。那些年通讯不便利,我们虽然生活在一座城市,但相互间仍然靠书信联系。古老师给我的信总是很简洁,寥寥数语,开门见山说事,并且字迹匆匆,不大讲究,有时是写在半块稿纸上,还留下明显的手撕痕迹。每每收读他的来函,就感觉到他的生活和写作就是一个“快”。至今,我还未听说过有哪位学者对港台文学能像古老师那样专注,能像他那样受到海外华文文学界的广泛尊重,能够赢得像他那样的研究声望。不难想象,本地的,外地的,海外的,多少人在等待他的联系啊,他有多少作品要阅读啊,他有多少文章要做啊!
我说古老师不但是个才气很高的“高产学者”,而且研究质量也很高。他对诗歌,对港台文学,对内地一些文学现象的研究,都达到了一定高度。那些年我注意细读过他的一些专著和评论文章,即使是一篇短文,其理论把握,学理分析,特点归纳,都一一到位,并且语言严谨流畅,富有理论色彩,找不出丝毫的“毛糙”来。他那部《诗歌分类学》,曾经在大陆和台湾多次出版,虽是一部基础性的学术论著,对中国诗歌的归纳之全面,分析之周密,可谓前所未有,不但在诗歌样式的研究上开了先河,而且使我们加深了对诗的本质的认知。因而,连大诗人徐迟读了也为之惊叹。
我与古老师交往几十年,最使我难忘的事情还是他为我的《诗廊漫步》撰写了评论。虽是一篇千余字的短评,却留下了一些“故事”。
我那本“诗话”问世之后,古老师是最早为它写评论的一个,因为他事前没有透露,所以我接到他的稿子时甚为喜悦。他说这部诗话妙语解人,呈现出浓厚的哲思色彩,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有助于读者直抵艺术之堂奥。我写《诗廊漫步》时刚刚30岁,将其汇集出版时也是三十出头,能够得到古老师的如此肯定,内心很受鼓舞。特别是该文中还有一句“任蒙以诗人的敏锐、评论家的深邃和编辑家的博识,深入地探讨了当今诗坛和广大诗歌爱好者关注的一些问题”,使我更加感动和“满足”。随后,《诗廊漫步》的确受到了许多好评,《博览群书》和《中国文化报》等十余家报刊发表专题书评,还有评论家称其“发展了艾青的诗论。”众多好评使这本小书得以再版,共重印四次。20年以后,“诗廊漫步”这个书名已经演变为青少年网络写作与课堂文学教育的一个符号,有些读者曾经在网上寻求这本书,还有人在博客里摘录它的片段,甚至有读者将其作为“名人名言”做过转抄。当然这是后话。我所以在这里不避“自夸”之嫌而展开这个话题,是古老师当年较早对《诗廊漫步》给予了真诚的鼓励,给了我出乎意料的评说,以致今日回想起来更加为之心存感激。
后来,古老师告诉我,中国台湾的《文讯》刊发了那篇评论,还配发了《诗廊漫步》的封面照片。我接到样刊时,高兴的是那本刊物印制得像画报一样大气精美,高兴的是他们对古老师的稿子一字未改,对岸的人并没有因为任蒙年轻和缺乏知名度而吝啬词汇。古老师也很高兴,当然不是他发了这篇小文章,而是因为《文讯》是官办的,稿酬比较高,他说他到长江银行领取了已经兑换好的300元人民币,是“这边”15元稿费的几十倍哩。那时我这个正处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好像也不过200块钱,难怪让古老师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晃过去30多年了,往事历历在目。
任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