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电视上新年倒数的声音，看着朋友圈里的新年祝福，窗外的烟花声也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我走出阳台，看到亮光在天边一闪一闪。即使没有看到“火树银花”的一幕，“爆竹声中一岁除”的消息仍然通过这充满期待的声音传遍了千家万户。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当烟花响起，我的眼前都会浮现童年的“烟花岁月”。
一
每次谈到烟花这个话题，家里总是充满了笑声——大约是因为，烟花珍藏了大家的美好回忆与童年时光。
我已经有点忘却了第一次看到烟花的场景。这几年春节，我都会跟随父亲去他一个朋友家拜年，他们家就在工厂的隔壁，每次见面的开场白都离不开：“当年你在我们这里放烟花你还记得吧！”
说实话，那时候太小了，不记得了。话又说回来，不是放，只是看。
那烟花一字排开，一束束火光腾空而起，一朵朵红的和绿的烟花很生动地展现了什么叫做“绽放”，只记得我当时一边战战兢兢地站着，一边喜出望外地看着，心里总是想着向前一步，身体总是忍不住后退一步。
妈妈双手扶着我的肩膀，不时地指向天空，用快乐加鼓励的语气说着：“快看快看！”当我后退的身躯与她相撞，她才弯下腰来问我：“你怕啊？”
我根本说不出话，紧张、害怕、喜欢、激动，幼小的我根本无法用贫瘠的语言表达如此复杂的感受。
虽然不是我点火，但是我总是意犹未尽，看了还想看，哪怕有一半的时间在低着头。
很快，低头就成了“过去时”，那时候家乡每年正月初二都有烟花汇演，我们楼下的草地就可以全方位、无死角地看清楚每一朵“花瓣”。每年的烟花汇演都会吸引很多人前来观看，大家早早就会进入“阵地”，“抢占”有利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从“怂包”成长为“烟花达人”，哪怕迎着刺骨的寒风，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往前凑，热情地迎接烟花送来的“新年问候”——看着硕大而又“唾手可得”（当然，是因为视觉误差）的烟花，我总是忍不住张开双手去抓。李白是“手可摘星辰”，而我幻想着“手可摘烟花”。
每次的烟花汇演都会以停留在天空中的一个简单的图案造型落下帷幕，听着人们“广州的烟花可以打出恭贺新禧四个大字”的议论，我一边心生遥远的羡慕，一边享受眼下的欢愉——天上停留的烟花像永不褪色的美好，又像新的一天的晨星，它们注视着地上依依不舍的人们。烟消云散之后，大家又将开始平凡而崭新的生活，但是谁都忘不了这一夜灿烂的烟花。
二
春节除了看烟花，当然也少不了走亲访友。彭宇哥是我奶奶的妹妹的儿子，论辈分我应该要叫他“叔”吧，然而我们家并不讲究这些，所以我也懒得讲究，对年龄比我大一点的一律叫哥。
现在想起来，这哥们带我一起放烟花，那真叫玩出花来。
春节假期的下午时光真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大人们总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我们可以在奶奶家门口，甚至整条街的范围内“为所欲为”。
每天，彭宇哥揣着自己的压岁钱带我去买烟花。一开始我也不敢放，只是看他放买来的砂炮和擦炮。砂炮不用点火，只是扔出去即可炸响，适合新手专用；彭宇哥那天一口气买了十盒砂炮，大老远就往地上一抛，其中一包当场“作废”，站在附近的我背对砂炮，被这突如其来的“炸弹”炸出尖叫，和一身冷热交替的汗——虽然彭宇哥一个劲儿地收拾残局并安慰我，但是这大大延长了我与烟花的磨合时间——他的行为难辞其咎。
擦炮不像砂炮，要点火，刚开始基本都归轻车熟路的彭宇哥。
彭宇哥手捻一盒擦炮，麻利地抽出一个，大手一挥，擦炮与盒子上的“皮条”“擦枪走火”，转眼间就点燃了，于是他潇洒一挥，擦炮落在路中间发出一声清脆的“砰”——每一声都能让我们的快乐累加一点。
只敢扔砂炮的我在彭宇哥面前相形见绌，于是我也尝试向“火器”进军。大约是我从小见识过火的威力，觉得擦炮那玩意儿放在手里点燃不太踏实，于是我就拿着一炷香，把擦炮放在地上，点完火立刻“跑路”——生生把擦炮玩成了“点炮”，从头到尾都透着一个“怂”。
其实也不是“怂”，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而已。
很快，我们就看不起砂炮这种“小孩玩的”物种了，擦炮也从一开始的“红蜘蛛”渐渐进化成威力更大的“黑蜘蛛”“金老虎”。当我终于可以正儿八经地将擦炮从手中扔出去的时候，大概我的兴奋劲儿都能赶上看到梅西圆梦世界杯了。小时候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
儿童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循规蹈矩的擦炮方式玩腻了，我们又看上了奶奶家附近的一块沙地，一边看着沙子被鞭炮炸得鸡飞狗跳一边傻乐。后来，我们又把擦炮扔进矿泉水瓶里，先是把它炸倒，反复几次就能炸破，我们把这个叫“打保龄球”。还有一回在湖边玩，我们突发奇想，试着把擦炮扔进水里炸响——前几个无一例外“折戟沉沙”，后来还是彭宇哥灵机一动：等冒了烟再扔，它就能在水面炸！
水花炸起来那一刻，我们互相击掌庆贺，我看见彭宇哥两只眼睛笑成了月牙。
再后来，我们烧烟花（烧钱）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个一个放已经满足不了不断膨胀的玩心了，我们经常十个十个地放、二十个二十个地放，一盒盒擦炮很快就霍霍完了。囊中羞涩的时候，在屋里搓麻将的大人们就会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俩便轮流进去“申请拨款”。
“今天你四姨赢钱了，找她要！”
“六姨给你的红包最大，问她要！”
有时我会问彭宇哥的妈妈要，他就不太高兴，但放两个烟花他就忘了。
偶尔“阔绰”的我们眼睛特别明亮，看到新奇的烟花是一定要“过把瘾”的——比如一点火就四处飞的“小蜜蜂”，有时候一边跑一边疑心它们就是冲我来的；又贵又不耐玩的“一响”——一团火上去开一朵小花就没了，但那响声着实震撼。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外形似“神舟七号”的烟花，因为实在是价格不菲，我们思虑再三，决定只买一个试试看。结果买回来之后，我们为谁来点火这件事情吵得不可开交，似乎这一把火点下去就能成为宇航员，可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了。
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彭宇哥仗着是我哥，又是我的“烟花师父”，决定自己先点，再买一个就让我来点。
那烟花放起来啥样我已经不记得了，彭宇哥应该也忘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再去买的时候，“神舟七号”已经没有了。那时候就仿佛自己的“飞天梦”被剥夺了一般难受，我为当时的谦让懊悔不已。
这段烟花岁月里放过最大的一个烟花是“满天星”，是我们软磨硬泡缠着爷爷花五十块钱买的。那天傍晚，我们两个人一边端详着五颜六色的包装纸，一边小心地把烟花捧回来。于是我负责在门口守着烟花，彭宇哥跑进屋里请大人去了。那会是吃饭时间，彭宇哥跑了三层楼，费了一番周折才有人愿意帮我们点火。
好笨啊，自己点火不爽吗？但是那么大的家伙我俩确实都不敢。
只记得天还没黑，烟花趁着一半夕阳一半暮色升上天空，我俩远远地看着，烟花响一次，我们就跳着叫一声。其实也没看得太清楚，但那是我看烟花最开心的一次，比看烟花汇演还开心。
三
那时候，我每年最盼望的就是过春节，过春节最盼望的就是放烟花，那么多小伙伴里，我最想见到的就是彭宇哥。
后来，我的爷爷奶奶搬家了，附近街上的烟花店也改卖了其他日用品，我也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彭宇哥了。
几年后的春节，我特意回去了一趟，还是没有找到可以买烟花的铺子。
在我心里，仍然惦记着放烟花。
可是，现在哪怕是春节，也只能听见零零星星、稀稀落落的“炮响”。走在公园里，看着那些一边拿着“火花棒”一边转圈圈的笑脸，我也有一种加入他们的冲动。每当这时候，耳边都会有一些熟悉的声音：
“现在已经不允许随便放烟花了。”
“看别人放放就好啦。”
“听着烟花的响声就算感受到年味啦，又不用自己放，还能拍视频，多好！”
“毕竟放烟花还是很危险的，前不久就有新闻，好像有三个人放烟花被炸死了。”
......
或许，认识到事物的后果与代价，从而学会规避风险，便是一种成长，便是你朝思暮想的长大——曾经多少次，幼小的你昂着头，望着远方出神；却未曾想到，长大，要与这简单的快乐渐行渐远。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惦记着放烟花了，大概也不会轻易主动去买烟花来放了。只是当烟花升起的时候，我还是会驻足观看，我还是会举起手机，想要留存那昙花一现的瞬间。有时，当夜空重归平静，我会看着那一团团烟雾随风而去，若有所思。
不知是谁家的烟花又一次划破了漆黑的夜空，当我赶到阳台的时候，只看到星星点点的火光在缓缓落下。许久，树枝上传来几声鸟叫，树下仍是人们絮絮的谈话声。
四
小时候读过泰戈尔的话：“当鸟翼系上了黄金时，就飞不远了。”长大后才发现，这只鸟的名字叫童年。
飞不远的童年，回不去的时光，都在这春节愈发清晰可见；不确定的未来，未走完的路，不等这春节过去就已近在眼前。我只好借童年一束灿烂的烟花，祝愿自己的未来如烟花般灿烂。
蔡宇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