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末冬初是红薯成熟的季节。一垄垄红薯藤在田间遍地攀爬,如一双双温柔的手臂,紧紧地拥抱着大地母亲。黄的绿的红薯叶清晰的脉络里,隐隐透着风欺霜侵仍不屈的精神。紫色的小薯花,稀稀落落地点缀其间。一阵西风袭来,满地的花叶摇曳,泥土里的红薯仿佛暗香浮动。
择一周末,约上堂妹堂弟,带上儿子,我们开车回乡下刨红薯。
这天天公作美,无雨亦无阳光,阴凉的天气最适合野外活动。故乡的原野开阔、平坦,属于小盆地。秋收过后的稻田,泥土微润但不沾鞋,半枯的稻秆或厚或薄覆盖其上。纵横交错的田埂突显了田野瘦骨嶙峋的苍凉之美,偶有麻雀倏忽掠过,远远地觅几粒谷子充饥,又警觉地迅速飞起。远处,几片苍翠的芭蕉林,给大地增添了无穷生机。小桥流水人家,田埂绿野桑麻,好一派田园风光。
挖红薯,看似是个粗活,其实也需要技术。堂妹弓着腰,右手握着镰刀,左手持一小把红薯藤,“嚓——嚓——”,声起藤蔓落,一路所向披靡。须臾,一垄红薯地便在“理发师”娴熟的技艺下“绝顶”了。看着隆起的垄土裂开一道道口子,我便知,硕大的红薯蠢蠢欲动,要面世了!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脱去外套,卷起袖子,抡起锄头,往土里一使劲,只听见“啵”的一声如裂帛,红薯当场被劈成两半,一半翻起,另一半还埋在土里,嫩黄的薯肉沾染了泥土,我惋惜极了。
堂弟看不过眼,夺过锄头,一边示范,一边操着长辈的腔调唠叨:“还说在农村长大呢,挖红薯不比摘果子手到擒来,你在明它在暗,得用‘声东击西’之计,从旁边下锄,要狠,要准。”话音刚落,扎堆的薯仔如一窝胖娃娃,纷纷挣脱母亲的怀抱,个个完好无缺,牵牵扯扯的根须裹着土粒儿,散发着红薯和泥土混合的芬芳。我深深地吸口气,重拾锄头,这“葫芦”着实简单,我就不信画不好“瓢”。不消一盏茶的工夫,一枚枚红薯在我的“开疆拓土”之下问世,很快便堆成小薯山。
故乡的红薯,种类繁多,有白薯、黄薯、红薯、紫薯,还有花心薯。我们家乡称红薯为“番薯”,北方人唤其“地瓜”。而我是爱极“红薯”的,“红”字给人感觉色泽鲜艳,赏心悦目,像灰暗冬季蕴藏的生机,像阳光穿透云层的明媚,像握在掌心的一抹暖意。
犹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虽已结束“大锅饭”的饥荒,并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可改革伊始,仅靠大米还不能解决温饱问题,杂粮就成了有力的“后备军”,尤其红薯,因其易种贱生,味道极佳,且浑身是宝,所以深受农民青睐。
我十一二岁那会儿,还在上小学。天刚亮,窗外白茫茫的浓雾笼罩天幕,母亲扯开嗓子喊:“大妹二妹,起床吃番薯啦!来迟只能吃薯皮咯。”随后就听见揭锅盖的响声,一股香甜浓郁的红薯味直钻鼻孔。哪经得住这般美味的诱惑,我和妹妹一骨碌爬起来,暗地拼着速度,唯恐只能吃到薯皮。妹妹小我两岁,是个急性子,大大咧咧。我凡事细心,追求完美,绑个头发都比她慢半拍。待我赶到,妹妹已是吃得不亦乐乎,鼻尖冒汗,脸颊泛红,小嘴还一个劲地呵着白烟。我暗呼“糟糕!”透过窗子的晨光,果然,铁锅里只剩下白薯了!白薯虽香,但淀粉含量高,糖分和水分较低,又粉又干,难以下咽。我撇撇嘴,满腹委屈,这时母亲向我使个眼色,我立即心领神会,大喜过望。扒开那些热气腾腾的白薯,手探至锅底,摸到软软的,蛮大的一个。哇!是我最喜欢的红皮黄肉薯,怪不得香气逼人呢!火候刚刚好!我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
压在锅底的一面扁扁的,红褐色的薯皮伴着少许焦黄,真香!我先把红薯慢慢转动,把破皮溢出的糖汁舔干净,而后双手合拢,让红薯的温热在掌心缓缓传递,再小心翼翼地剥开薯皮,轻咬一口,含在口腔,让味蕾与红薯来一个亲密的拥抱。那种香甜味,是绝对的纯天然,是风霜雨露与大地共同孕育的精华,堪比山珍海味,胜似琼瑶玉露,咽下,暖暖的感觉遍及五脏六腑。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愉悦。
妹妹知道,母亲每次都会变着法儿给我留一个香甜的“大块头”,她已经先下手为强,占了便宜,也不好说什么。剩下的“硬骨头(结实的白薯)”,大都是由父母消灭,用蕉叶裹着,或用芋叶包着,带去田头地尾,累了,饿了,垫个锄头柄坐下,啃上一两个白薯继续干活。我曾问过母亲,为何不多种些甜薯呢?母亲说,甜的比不上粉的高产,而且粉薯更饱腹。我心里一阵难过。
父母用这些粗米杂粮,含辛茹苦把我和妹妹拉扯大。岂料天有不测风云,病魔无情地夺走了正值壮年的父亲,八年后,母亲也因病离世。每每回乡,我都会到堂弟家小坐,闲聊一会儿,慰藉一下久远的记忆。童年的欢乐,童真的梦,纵然隔了沧海桑田,那故乡的呼唤,如一根无形的绳线,牵动着游子的心。
“姐,快把红薯装入袋子,我们回家煮红薯汤吧!”堂弟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顿觉饥肠辘辘,眼前似乎有一锅红薯汤在晃动,水雾升腾,香气袅娜。
曾春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