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室友在学校的湖边走，湖水绿油油的，水岸交接的地方堆着刚刚捞上来的水草，摊作一团。我和室友说：“这儿好像南湖啊！”心里不自觉出现了家乡长春南湖的样子。
南湖公园见证了我二十年的成长时光。
在我很小很小时、大概还没有记忆的时候我就去过南湖公园了。之后每年夏天，父母总是带我去那里划船。手划船是一艘旧铁船，船头船尾用油漆印着字，不新，但很牢实；电动船只需要控制方向就能自己前进，船体是一个动物形象，看起来更气派、更可爱，但价格也更贵些。一家三口人正好坐一艘船，上船前都要穿上荧光橘黄色的救生服。它是重复利用的，白色的绳头也常有抽丝，被过往的客人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
划船的过程是愉悦的。那常常是一个晴朗的盛夏，我不喜欢燥热的季节，但船行起来就会有风。我喜欢南湖的凉风，风里带着腥气，又不像是鱼铺那种腥臭气，而是一种盐分和水藻的腥味，凉凉的，咸咸的。
湖边除了划船的，还常常有玩海洋球的，很大的塑胶球，豁出一道口子，人从口子钻到球里。一个球常常能容纳两个人，两个人就封在充足了气的球里翻滚。有气体和塑胶的保护，在沙子里、湖水里怎么样都行，摔不到，也淹不着。那时候我很爱玩海洋球，每次都是兴致勃勃的。
南湖微腥的风一成不变地吹着，从初中开始，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去南湖玩。兜里揣着父母给的一张钞票，大家相约着来到南湖公园，凑凑钱玩两次“碰碰车”或者“旋转木马”，再买一瓶汽水打闹一下，一玩就是一下午。
才上初中的我们俨然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再不去湖边玩海洋球，觉得那是小孩子才玩的东西；要玩“碰碰车”，车速开到最大，引线划过粗糙的天花板，火星子在“嘶啦啦”地燃烧，带给人一种电光石火的兴奋。车在狭小空间里的飞驰和碰撞带来一种失重的错觉，又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把车开出这片围栏、开出这个世界。一次五分钟的时间，足够我的大脑跃下悬崖再攀上顶峰，我爱这速度带来的多巴胺，我爱这带给我多巴胺的公园游乐区。
读高中的那三年，我还是爱去南湖公园，可是对那些器械敬而远之了，只是顺着湖边静静地走一走。拍高中毕业照就选在南湖公园。离高考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学校领导想给我们解解压，就组织高三的所有学生去南湖公园游玩。在学校排队，一个班接着一个班地走，队伍浩浩荡荡好像没有尽头，就这么走进南湖公园。同学们四散活动，有的女孩文静，在草地上铺一块布坐着听歌；有的男生喜欢热闹，提前带了一堆零食，呼朋唤友地办野餐。
我是在那天爱上南湖公园的草地的。我坐在地上，和野草、野花一起分享着那一平方米的土地。土地像是吸收着我的不安和对未来的迷茫，我也像是终于生了根。远处的湖水发出玻璃或者钻石切面一样的光，湖水一波涌向一波，光也跟着涌动，带给我一种近似晕船的感觉——可是小时候真的在这片湖里划船的时候，我从不晕船。湖边影影绰绰的，好像有很多人，从那边传来隐约的歌声，是一首首老歌。我会心一笑，像是和这个公园共享了一个秘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在南湖的湖边，总有老人在唱歌。这么多年一直都有。
之后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南方有很多湖，也有很多公园，可是我再没闻见过熟悉的湖水的腥气，也再没听过湖边音响里传出来的老歌。南湖公园里的那片土地或许还帮我保存着我的不安，但我早已远赴他乡。
在长春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从没见过南湖公园的冬天。前两年，母亲开车载我经过南湖公园，我看向窗外，发现它的湖面都结了冰，冰面上修了一些玩冰的项目。我生在东北、长在东北，自以为已经见过了很多冰雪，却被眼前的冰面震住了。它看起来像是没有边际，远远看去也没有什么颜色，铺天盖地的只有白。玩冰的人三三两两，笑语喧哗，点缀在通白的画面中。我忽然觉得冬天的南湖公园就是一个东北男人的形象，厚实又沉默，粗犷又热烈。我忽然想念那阵吹过我童年和少年的风，想念“碰碰车”的粗糙，想念亲吻我秘密的那片土地。
当我说我想念南湖公园的那一刻，我终于发现我在想念的不只是那一片湖，还有那些回不去的日子，以及我的家乡。
邢睿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