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了，两个女孩走进不属于她们的一间教室。教室里，一个男孩正孤零零地坐在座位上，眼神无助而期待地望着教室门口。她们中的一个蹲下身子，另一个伸手帮助，把男孩驮上了背。乡村的小土路上，她们很快赶上了放学的众多孩子。许多人向背上的男孩投来同情的目光，他羞赧地伏在女孩一侧的肩上，喃喃地说：“姐，等我去了医院，看过医生，就能自己走路了。”
那个男孩就是曾经的我。轮流背我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分别大我三岁、六岁，我们都在村里小学读书。童年和少年时光，至少有十年，我是个病孩子，是被当成病秧子看待的。
六岁那年冬天，刚刚读小学一年级的我，不知为什么，两条腿渐渐发酸、乏力。先还由两个姐姐轮流背我去上学，后来，两腿完全失去知觉，连站立都不能够。父母不得不用棉衣裹着我，从乡下进城，辗转于县城和大城市，进大医院寻医问药。一开始，家人担心我是小儿麻痹症，从此不能站立，父母为此伤透了心。后来确诊不是，是风湿性关节炎，有可能诱发风湿性心脏病。因为这个病，我从小成了“药罐子”，连续很长一段时间，除了每天注射几针青霉素，还口服一种激素药，吃得我长成了“满月脸”“水牛背”。有个阶段，加吃中药，汤剂味苦，我不愿喝，只要没有家人盯着，就偷偷倒掉。
休学一年后，我重新入学。此后，我的两条腿长期处于时疼时不疼状态。有两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刻，一是我的腿碰不得冷水，哪怕在炎热的夏天；二是直到初中快毕业，我从来没有正儿八经上过体育课。
那场病后，一年四季，我都要十分注意腿部保暖。但一个生在农村的孩子，不接触冷水，几乎不可能。有许多在别人那里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对于我来说，却是诱发腿疼的禁忌。夏天夜晚，躺在屋外用门板和长板凳临时搭成的床上纳凉，别人可以一夜睡到天亮，我不能；烈日当头，小伙伴们成群结队下河塘洗澡，别的孩子像鸭子一样在水里从早凫到晚，我不能。许多次，我只能羡慕地坐在岸上，帮他们看衣服；别的孩子夏季可以穿轻便的塑料凉鞋，光脚板，用冷水冲脚，我不能。偶尔一两次或许没事，养成习惯了，病痛很快给我颜色看。我时常忘了这些“不能”，但膝关节酸疼起来，厉害时不得不蹲在地上，靠压迫止痛。
生病以后，我的心脏也跳动异常。医生再三叮嘱：这孩子以后不能做剧烈运动，上体育课时，一定要当心！在学校，每次上体育课跑步，我都要举手向老师如实报告。得到老师许可后，我像丑小鸭一样，被抛弃在集体队伍之外，站在一边，看其他同学小马似地在操场上奔跑。在许多熟人眼里，我就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将来命运未卜，尽管事实上未必有那么严重。就这样，我在村里读完了小学，又去另一个村读初中。
像所有的小孩子一样，我的天性是顽皮好动的，疾病带给我潜在的生命危险，我并不能真切地意识到。只要腿不疼，又不在大人眼皮底下，我几乎和其他男孩子一样贪玩，小马过河、斗鸡等以比试力气为主的游戏，每次我都积极要求参加。平常在家，房前屋后，翻墙偷桃子、爬树掏鸟蛋、挖坑烤螃蟹等调皮事情，也少不了我。如果被父母撞见，定要被厉声呵斥。母亲骂我的声音压得低低的，不愿被外人听见，又怕我听不进，分量不够。
进入青春期，我的腿疼痛频率、程度似乎没有那么明显了。上了初中，我依然没有正常上体育课。心理上，我还是把自己当作病孩子。终于，生命中让我难忘的里程碑到来了。
那是初三那年，最后一个学期，学校举办春季运动会，我本来没有报名参加，只有跟在大家后面做后勤服务的份儿。可班上有个男生，家里突然有事，不得不请假，他报名参赛的项目一下子空缺下来，要么弃权，要么找人替代。没有更适合的人选，最后，在同学们的一致怂恿下，为了班级荣誉，我用别针在胸前别上了他的号码布。
那次参赛的结果是，两个项目，一个200米短跑，一个跳高，我都拿了全校第一名。这两个名次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不仅仅是为班级争得了荣誉，而是从那以后，我开始跟大家一样正常上体育课了。我不再认为自己有病，体质不如人——一个时期病了，不代表一辈子有病；一个方面不如人，不代表一切不如人。我第一次发现：许多时候，许多方面，我并不比同龄人弱小！那年，我十六岁。
也是在那年，我从乡村考上了城里重点高中，后来又考上了大学。无论在高中还是在大学，学校里每年举办运动会，我都踊跃报名参加，每次都能拿到或高或低的名次。我慢慢忘掉了自己曾经是个病孩子。
如果人生也有春天，我的春天正是从十六岁那年开始的。从那一年开始，我决心做一个正常人，做生活的勇者。
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