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大姐，往事历历在目。
那年，父亲患病回乡，在村子里承包了10亩菜地，但自几个姐姐们出嫁后，家里的菜地没人协助打理，蔬菜大都烂在了地里，没法变成钱。父亲只会种菜，却不会卖菜。大姐作为出嫁的姑娘，她自己有工作、有孩子，有自己的小家庭。关键时刻，她却毅然决然地搬回娘家，回来帮助父亲卖菜。大姐身兼数职，多重角色的转换，付出的劳动，是可想而知的。
直到1992年，大姐和大姐夫凭着勤劳的双手在市老科技馆旁边的女儿村，盖起了属于自己的两层小楼，这种无休止的付出才得以结束。作为家中的老大，作为长女，她受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大家都知道。
1993年，在黄棉工作的大姐因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她下岗了。她没有怨天怨地，也没有唉声叹气，而决定自谋出路，在市区繁华地段和别人搭伙开了个小餐馆。早上，卖馒头、包子；中午，专卖小炒；晚上，搞宵夜。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她拼命挣钱，日子好过了，还不忘照顾娘家，关照我们。直到1997年，因为整治马路市场，这种辛苦忙碌的日子，才得以结束。
等到我们成家了，有了孩子，只要她有空，她又成了“幼教”，帮我们接送小孩上下幼儿园，辅导小孩。那几年，弟弟和弟媳在外地打工，她把我侄女带在身边，俨然成了老师，辅导侄女作业，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打电话问我。
当我们有能力回报她的时候，她却得了糖尿病。因为忌口，很多东西都不能吃。我们给她钱，前面给了她，后面她又悄悄退回一大半。我给她买了衣服，待到下次见面，她又折算成钱，加倍还给我的小孩。
2010年，大姐的孩子成家了，用她的话说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还想帮衬儿子买套房子。后来添了孙子后，她不辞辛劳，每天负责接送孙子上下幼儿园。她去接送孙子的时候，只要看到菜场旁边有乞讨的人，她总是慷慨解囊。她儿子买了房子，因为要还贷，她节约简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每次去接孙子的时候，全靠步行。孙子上学了，她一天来回跑多次，送孩子上学、放学、上培训班。她说她从黄棉退休，退休金不高，现在她自己身体不好，能力又有限，省下的钱能帮衬儿子多少就是多少。她总是为儿孙考虑太多，唯独没有考虑她自己。
2017年12月，大姐6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弟妹几个想给她好好庆祝下。大姐横竖不肯，她的意思我们明白：一方面她身体不好，近几年因糖尿病综合征得了心脏病和高血压；另一方面，她向来节省惯了，生怕我们破费为她花了钱。但我还是坚持给了她500元钱，还给她买了一件红色羊毛衫。可大姐趁我不注意的时候，退了200元回来，塞在我包包的夹层里，等我回家了，才打电话告诉我。之后，她逢人就说：“这是我妹妹给我买的羊毛衫。”而她对我们的好，从不提起；我们对她的好，她却从未忘记。
以前，她是我们的大姐，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母亲去世后，她就是我们的娘，她时刻记挂着我们；后来父亲不在了，她成了我们的主心骨，成为我们大家庭的指路明灯。
都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万年修得姐妹情。父母去世那么多年了，但我们姊妹之间仍然相依为命、相亲相爱，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好大姐。
大姐，我们永远想念你。
张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