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兰塘村，人们的生活还很贫困。吃的主粮虽然是大米，但米饭只是在晚餐的时候才能吃上。所谓的米饭还不全是用大米来煲煮的，一般百分之七十是大米，百分之三十是红薯粒。每次煲饭的时候，先将大米淘好，拿出几条红薯刨皮洗净切成粒状，再和大米一起加水放入锅中，然后开火煲煮就成了大米红薯饭，倘若做的时候比例不均，红薯过多，就叫红薯大米饭。
俗话说“饥不择食”，因为贫穷，在人们眼里，饭只是一种填充物，它的作用仅是充饥。当饭经过嘴巴下肚也仅仅只是一个过程，味觉上没有特别的快感。用餐时，桌子上的菜不是几盘时令青菜就是豆角、萝卜，长年都是清一色的素菜。早中餐吃的基本是白粥、稀饭加杂粮，红薯和木薯是餐桌上的常客，在一些人家甚至代替了主粮的位置。
还有一些家庭的孩子多，一个个都在长身体，每餐的饭量都很大，家里的主粮和杂粮往往都不够吃，迫不得已只能靠喝木薯粥、稀饭来充饥。
木薯粥是这样做的：先把木薯干打磨成粉末再用水浸泡，然后待锅里的米粥煮开10来分钟后，就把木薯粉和水一起倒入锅内，随着火候用勺子慢慢搅拌直至煮熟即可食用。原来“搅三搅看不到一粒米” 的白粥，大多是水多米少又稀，可添加了木薯粉之后，煲出来的粥像浆糊一样稠。肚子饿的时候，吃上几碗木薯粉白粥，马上起到充饥作用。但木薯粉米粥入口时有极强的苦涩味，令人难以下咽。
还有一种吃法是将薯粉和水搅成糊状，再加些食盐、葱花，搅拌均匀后放入锅中，慢火煎成薯饼，当地的方言称为“木薯助饼”。
在兰塘村，有许多人种植木薯，有了它就可弥补水稻的不足。刚从山上挖回来的木薯一般都有毒性，不能直接食用。平时，人们首先要将整条生木薯去皮后分段，用清水加热煲煮熟透，捞出的薯肉再经清水浸泡数次后才能食用。人们把大部分薯条晾晒成木薯干，便于藏贮。
我的家庭算是标准的五口之家，父母亲加兄弟3个，大姐早已出嫁。
但我的家庭有点特殊，一家五口人能够坐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并不多。饭桌上缺席的往往是父母。母亲是乡里的干部，常年行走于乡村之间。父亲在桂林工作时，我们在每年的春节假期能够见到他，但是有时就连过年，父亲也不一定能回来。
后来，父亲终于从外地调回本地工作，但是他常年要出差或下乡，每出去一次，离别的时间可能是一两个月或三五个月，有时甚至半年不见一面。
在城里工作的父亲，如果不出差，一般星期六下午会从县城骑着自行车回来。难得在家里住上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忙家务活。父亲到山上砍些竹子回来，编织一些家用的泥筐、菜篮。如果我们头发长了，他就拿出使用多年的手推理发剪，帮我们三兄弟理发。聪明的父亲还有一手木工活，能够制作一些常用家私、农具等。总之，父亲逗留在家里那有限的时间内从来没有闲着。
这个时候是我们三兄弟最快乐的时光。父亲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回来的，我们一早就在家里的晒坪上轮流骑车，快活地在平整的晒坪上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又转一小圈，转了正圈又来个反圈，将自行车的车技玩得驾轻就熟，玩着玩着还玩出很多花样呢，骑腻了左踩右踩三脚架技巧后，什么正8反8和左单边右单边上下车，或者来个原地刹车不倒等绝活都不在话下，正因有着如此有利条件我们早早就学会了骑自行车。
不知不觉玩到了下午5点多钟时，也就是玩得最开心的时候，父亲又要离家回城，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将自行车交出，无奈地望着父亲，心里盘算着他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不过每次的计算都不会准确，离下次回来的时间可能是一两个月，又或许是三五个月、半年。
不过父亲每次从城里回来，我们都兴奋不已，因为又能够吃到猪肉了。其实父亲带回的猪肉总重量不会超过300克，仅仅只是解馋的小片，猪肉永远是不能够多吃的。
晚上母亲在煮饭的时候，将猪肉按比例份数大小统一分片切好，向我们三兄弟说今晚这餐只能各吃上3片。然后，我们坐在厨房的小圆木桌上开始用餐。这时，我们用双筷夹上一块肉放在碗内，送入嘴中一点点地品尝，细嚼慢咽，尽量将美味的猪肉在嘴里的时间延长一会，将这餐仅有的三片香喷喷的猪肉视为珍品。
虽然只能够吃上3小片肉，但我们都觉得非常幸福。相比兰塘村的邻里，我们幸运多了，他们只有逢年过节生产队杀猪的时候，才能够吃上一两次猪肉。
回想那时的情景，全家五口人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并不多，但只要一家人坐在一起，就会有一种特别温馨的幸福感，因为这种场景来之不易，我们更是珍惜那种天伦之乐。
李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