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家有一种说法：兄弟三个排在中间的那个一定吃亏。
我兄弟姐妹五个，姐当头，妹殿后，三兄弟在中间，而我又排在三兄弟的中间。看来，吃亏已是命中注定了。
在那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一个成年人在生产队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才两角钱。我家只有爸妈两个劳动力干活，养活一家七口人，那种境况不可想象。
一个偶然的机会给我家的困境带来了转机。邻村一位村干部家里有一台旧缝纫机要卖，要价八十元。虽然在当时这个价钱堪称天文数字，但我爸还是以上天摘星的毅力，东拼西凑借钱把这台破旧的缝纫机买回来了。
缝纫机是“华南牌”脚踏式老机器，机身到处掉漆，锈迹斑斑。木制的台面也烂了，我爸就自己动手找了一大块木板按原尺寸刨好重新换上；传动的皮带断了，也换上了一根新棉绳代替；机器转动起来声音又大又刺耳，就上点润滑油。其他的零部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凑合还能用。
有了这台缝纫机，我妈就更忙碌了。妈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为全家人做饭洗衣，打发大人小孩都睡了，她就摆弄这台缝纫机。妈是从零基础开始学的，手指也不知被机针扎过多少次，经过大半年的摸索，我妈终于可以给衣服的破洞打上补丁了。
从前人们都是用手穿针引线缝补衣服的，而我妈是全村第一个会用机器补衣服的人。这个消息在村里慢慢传开了，村里渐渐有人把自己的破旧衣服拿来让妈妈补。
那时人们的衣服，上衣一般是两个肩膀和袖肘的地方破，裤子则是臀部和膝盖几个部位破的，打补丁时活动的空间窄，补起来很困难。我妈先把衣服的破洞用一块颜色接近的布垫上，然后再一圈圈螺旋形地把补丁扎上，倒也蛮好看。像这样补一个补丁我妈只收五分钱，除了成本，还能挣三分钱。
每当夜里缝纫机响起来，我就会想到第二天不用再吃水洗萝卜干送稀饭了，而是吃有点油炒过的萝卜干送饭，心里就踏实许多。机器声也不觉得刺耳，还有点像催眠曲，听着很舒服。我们兄弟姐妹就在缝纫机的转动声中很快进入梦乡。
别看这些小小的补丁，在当时人们眼里就像是艺术品。人们穿着这些带补丁的衣服，趁墟赶集，甚至参加宴请喝喜酒也不会掉价，认识的人还会伸手摸一下补丁，赞道：“这针脚真密”！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过日子嘛，能省一点是一点。
我妈帮别人补衣服挣的钱每隔几天就上交我爸补充日常柴米油盐的开支，以前那种紧张的局面也稍稍松弛了一点。但随着我们兄弟姐妹一天天长大，吃的也多了，读书更要花大钱了。
按我爸妈的工分值一年结算入不敷出，在生产队出纳那里已借不到钱了。爸爸只好咬咬牙叫姐不要去读书，在家里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爸对姐说：“你看，全村没有一个女娃子读书的。”姐很听话，一脚校门没进过；妹还小没到学龄；只有我们兄弟三个读书。
三兄弟读书的费用，仍然是全家最大的开销。为了保证读书的费用，我爸把该省的和不该省的全部省下来了，还是捉襟见肘，难以维持。一天，我爸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我们三兄弟中减少一个人读书。减谁呢？毫无悬念。爸对我说：你哥已上高中，坚持两年就毕业了，再回来参加挣工分；你弟弟还小，还是要继续读书；而你已读到初中，学的东西已经够用了，回家挣工分，至少可以顶半个劳动力。
尽管我刚上初中一年级，尽管我个小体弱，尽管我十分不情愿。但这是我爸出于对全家人生活的考虑作出的决定，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还是应了那句老话：中间仔吃亏，谁叫我是中间仔呢！
两天没去学校读书了，班主任叶其锋老师找上门来，问我爸这是怎么回事。我爸很无奈地说，家里七个人口，只有两个劳动力，没钱交学费，想让回家帮忙干活挣工分。
叶老师说，他才读初一，这么小能干什么？爸说，能干什么没看见，但眼前少交一笔钱这是看得见的。
我妈正在给别人补衣服，听到了这些话，即刻放下手中的活，说了一大堆责备我爸的话。然后问叶老师一个学期学费多少钱，叶老师说三元五角钱。只见我妈神色凝重地拉开缝纫机右边那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竹篾织成的针线篮子，小心翼翼地把针线倒在缝纫机台面上，再把铺在篮底的那块碎花垫布揭开一个角，像变戏法一样伸手进去，把藏在垫布下的钱币慢慢往外掏，一分、二分、五分……全是小额的，纸币和硬币都有。妈把这些钱币摊开排在缝纫机台面上，连续数了三遍，才凑齐了三元五角钱，用她那双布满茧子和裂口的手捧着交给叶老师。叶老师愣在那儿，好一会才敢伸手去接。接过钱，叶老师还向我妈深深地鞠了一躬，连说谢谢。我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对着我说：“你明天继续去读书吧。”
看了这一切，我鼻子一酸，忍不住哭出声来。
那些钱都是妈妈每次“上缴”前偷偷留下的一两分钱，积攒下来，为的就是应急用。这时我才意识到，不论排行第几，父母决不会故意让儿女吃亏的。
妈妈私设“小钱柜”的事已成了我们家公开的秘密。兴许是怕我们这些小孩知道了会偷拿这些钱去买零食吧，那个“小钱柜”从此就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从那以后，我发誓一定要学会补衣服，帮妈妈挣钱，不能让妈一个人辛苦。每天放学回来，我就跟着妈妈学补衣服。先是学踩踏缝纫机，双脚踏上踏板，右手扳动转轮，脚尖脚跟前后轮流用力踩……
后来，我不但学会了补衣服，还买了一本剪裁书自学，就是做一件新衣服也难不倒我了。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是在这种缝纫机的哗哗声中一天天长大了，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也各自组成了家庭。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妈妈也从农村里出来，跟我们到县城住了。我们前后换了几次新居，妈妈都舍不得她那台“老古董”缝纫机，也一次次地搬进新居摆放好，时常擦拭。有一次我对她说，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没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你的“老古董”没活干也该“下岗”了吧。妈妈不舍，儿孙们不小心衣服挂破了，或新买的衣服长了、肥了，她还是用这台缝纫机自己动手弄好，省钱又省时。妈还说自己在城里不干活，闲着不习惯，要用这台“老古董”帮邻居老太太老头子免费改衣服换拉链，活动筋骨。后来妈真的这样做了，几位“古董”级的老人常聚在一起谈古论今拉家常，其乐融融。
妈妈操劳了大半辈子，年纪大了又怕拖累儿女，坚持要自己过。我们兄弟姐妹拗不过她，就筹钱为妈妈买了一套二房一厅的房子，厨房、卫生间、热水等各种设施齐全。我们没有忘记把那台“老古董”缝纫机也搬进了她的卧室床边，这可是她老人家的心爱之物。缝纫机台面上还放了一盏小台灯方便老人家起夜。
妈妈九十岁那年，在睡梦中离开了我们，嘴角上挂着一丝满足的微笑。那天，台面上那盏小台灯一直亮着悠悠的光……
李未果
